根據一份爆炸性的新法庭文件，至少有兩名9/11劫機者被招募到中央情報局與沙特的聯合情報行動中，該行動在美國被FBI最高級別領導人掩蓋。

一份新發布的法庭文件顯示，聯邦調查局最高層掩蓋了亞歷克站（中央情報局為追蹤基地組織頭目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同伙設立的單位）與導致襲擊的兩名 9/11 劫機者之間的關系。

該文件由SpyTalk獲得，是一份長達21頁的聲明，作者是軍事委員會辦公室的首席調查員Don Canestraro，該辦公室是監督 9/11 事件被告案件的法律機構。

機密文件總結了政府的調查發現，以及他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進行的匿名私人采訪。

許多與Canestraro交談過的特工都參與或者領導了安可行動(Encore)，這是該局針對沙特政府與 9/11襲擊事件的聯系而中止的長期調查。

盡管有對一系列證人進行了多次冗長的采訪，提供了數百頁的證據，正式調查了幾名沙特官員，并成立了一個大陪審團來調查利雅得為劫機者提供的美國支持網絡，安可調查(Encore)于 2016 年突然終止，據稱是由于FBI內部在調查方法上的爭吵。

當最初于2021年在辦公室的公共法庭案卷上發布時，除了“標記非機密”的內容外，文件的每個部分都經過了編輯。

正如Canestraro的調查得出的結論，至少有兩名 9/11 劫機者被有意或無意地招募到中央情報局與沙特的聯合情報行動中，該行動可能出了差錯。

最起碼這兩人是多面間諜，被多重滲透到了CIA，獲取了大量美方情報！

沙特的嫌疑

1996 年，亞歷克站在中央情報局的監視下創建，該站的建立本應包括與聯邦調查局的聯合調查工作。

然而，被分配到該部門的聯邦調查局特工很快發現，未經中央情報局授權，他們不得向該局總部傳遞任何信息，并因此面臨嚴厲的處罰。

與FBI 的同等部門，駐紐約的I-49小組，在共享信息的努力方面也一再受阻。

1999年底，由于“系統閃爍紅光”，美國境內即將發生大規模的基地組織恐怖襲擊的內線已經得到重視，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正在密切監視基地組織小組內的一名“行動干部”，其中包括沙特國民哈茲米（Nawaf al- Hazmi）和米哈德（Khalid al-Mihdhar）。

根據情報，兩人將劫持美國航空公司77號航班，該航班于9月11日墜毀在五角大樓。

哈茲米和米哈德參加了2000年1月5日至8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基地組織峰會。

應亞歷克站的要求，地方當局秘密對這次會議進行了拍照和錄像，但顯然沒有捕捉到音頻。

途中，米哈德途經迪拜，中央情報局特工闖入他的酒店房間并復印了他的護照，并證明他持有美國的多次入境簽證。

同時，一份中央情報局內部電報稱，該信息已立即傳遞給聯邦調查局“以進行進一步調查”。

現實中，亞歷克站不僅沒有將米哈德的美國簽證通知局，而且還明令禁止分配給該單位的兩名聯邦調查局特工這樣做。

“[我說]‘我們必須把這件事告訴無線電通信局。這些人顯然是壞人……我們必須告訴 FBI。”

然后 [CIA] 對我說，‘不，這不是 FBI 的案子，不是 FBI 的管轄范圍’，”FBI 特工之一馬克·羅西尼 (Mark Rossini) 有問題，有指控。

“如果我們拿起電話打電話給該局，我就會觸犯法律。我……那天會被趕出大樓。我的許可會被暫停，然后我就會離開。”

2000年1月15日，哈茲米和米哈德通過洛杉磯國際機場進入美國，就在千禧陰謀被挫敗幾周后。

千禧陰謀是指，1999年，一組恐怖分子準備在千禧年慶?；顒訒r同時發動數個恐怖襲擊，包括在：

約旦4個地點同時引爆炸彈；針對洛杉磯機場的襲擊；和針對美國海軍軍艦的襲擊。

此事被約旦情報機構提前發現，15人被捕，其中一人甚至在被捕時發現身上捆著無數的炸藥，爆炸威力甚至可以超過汽車炸彈。

哈茲米和米哈德到達洛杉磯之后，沙特政府的“幽靈雇員”奧馬爾·巴尤米 (Omar al-Bayoumi) 立即在一家機場餐廳與他們會面。

簡短交談后，巴尤米（Bayoumi）幫助他們在圣地亞哥找到了他自己附近的公寓，共同簽署了租約，為他們開設了銀行賬戶，并贈送了1,500美元作為租金。

多年后，在接受安可行動調查人員的采訪時，貝尤米聲稱他與這兩名潛在劫機者的關聯只是偶然事件。

他聲稱，他非凡的實際和經濟支持只是出于慈善，出于對這對幾乎不會說英語且不熟悉西方文化的夫婦的同情。

FBI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巴尤米（Bayoumi）是一名沙特間諜，他在美國與許多基地組織特工打交道。

FBI還認為，他有“50/50 的機會”認為，利雅得方面對 9/11 襲擊有詳細的預先了解。

掩蓋

這一爆炸性發現直到二十年后才為公眾所知，當時拜登政府下令解密了一部分“安可行動”文件，而主流媒體完全無視了這一新聞。

Don Canestraro的調查文件，表明FBI調查人員在他們的評估中走得更遠。

一名在文件中被稱為“CS-3”的局特工表示，巴尤米與劫機者的聯系以及此后的支持“是在中央情報局的要求下通過沙特情報部門完成的”。

亞歷克站的目的明確，就是在利雅得情報總局的協助下“通過聯絡關系招募哈茲米和米哈德。

亞歷克站的正式職責是追蹤本·拉登，“收集關于他的情報，對他開展行動，擾亂他的財務狀況，并警告政策制定者注意他的活動和意圖。”

這些活動自然需要在基地組織內部招募線人。

幾位高層消息人士告訴Canestraro，這樣一個實體參與收集情報和招募資產是極其“不正常的”。

這家總部位于美國的部門由中央情報局分析師管理，他們通常不管理人力資產。

從法律上講，這項工作是“接受過秘密行動培訓”并駐扎在海外的辦案人員的專屬工作。

“CS-10”是亞歷克站的中央情報局案件官員，他同意哈茲米和米哈德通過巴尤米與中央情報局有關系的說法，并對該部隊的任務首先是試圖滲透基地組織感到困惑。

他們認為“幾乎不可能……在”該組織內部培養線人，因為“虛擬”站位于蘭利地下室，“距離基地組織涉嫌活動的國家數千英里”。

“CS-10”進一步做證說，他們在亞歷克站“觀察到其他異?；顒?span lang="EN-US">”。

該部門內的分析員“會向現場的辦案官員發送電報，指示他們執行特定任務”，這“違反了中央情報局的程序”。

分析師“通常無權指示案件官員做任何事情。”

“在 9/11 襲擊之前的某個時間”派駐亞歷克站的中央情報局行動專家“CS-11”表示，他們同樣“觀察到似乎超出中央情報局正常程序的活動。”

該部門內的分析師“大多堅持自我，不經常與他人互動”。

當通過內部電纜相互通信時，他們還使用了操作假名，“CS-11”稱這種假名很奇怪，因為他們不是臥底，“而且他們在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不是機密信息。”

該部門不同尋常的作戰文化可以作為借口，在此期間針對基地組織線人做出的一些奇怪決定。

1998年初，中央情報局 (CIA) 執行一項深入倫敦伊斯蘭教活動的任務時，一位名叫奧凱·柯林斯 (Aukai Collins) 的 FBI-CIA 聯合線人收到了一份令人震驚的提議：本·拉登本人希望他去阿富汗，這樣他們就可以見面了。

柯林斯將請求轉達給了他的上級。

雖然聯邦調查局贊成滲透基地組織的基地，但他的中央情報局下屬否決了這個想法，他說，“美國不可能批準一名美國特工臥底進入本拉登的營地。”

同樣，2001年6月，來自亞歷克站的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分析師會見了該局的高級官員，包括其自己的基地組織部門的代表。

中央情報局分享了18個月前參加吉隆坡會議的個人的三張照片，其中包括哈茲米和米哈德。

然而，正如一名代號為“CS-15”的聯邦調查局反恐官員回憶的那樣，照片的日期和照片中人物的關鍵細節并未透露。

相反，分析人士只是詢問FBI是否“知道照片中人物的身份”。

另一位FBI官員在場，“CS-12”提供了一個更加可笑的說法，試圖掩蓋。

亞歷克站的分析師不僅沒有提供傳記信息，而且還錯誤地暗示其中一個人可能是Fahd Al-Quso，他是科爾號艦爆炸案的嫌疑人。

更重要的是，他們斷然拒絕回答與照片有關的任何問題。

盡管如此，經證實，如果這三人中的任何一個進入美國，沒有任何系統會向聯邦調查局發出警報，雖然這是針對恐怖嫌疑人的“標準調查技術”。

鑒于哈茲米和米哈德似乎同時以某種身份為亞歷克站工作，2001年6月的會議很可能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除了確定FBI的反恐小組是否知道他們的身份、外貌和在美國的存在之外，詢問該局是否知道他們的資產是什么，也沒有任何情報價值。

更多的掩蓋

Canestraro的另一位消息人士，一位自稱為“CS-23”的前聯邦調查局特工做證說，在 9/11之后，FBI總部及其圣地亞哥外地辦事處迅速獲悉“巴尤米與沙特情報部門的關系，以及隨后中央情報局行動的存在，并招募哈茲米和米哈德。

然而，“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壓制了對這些事項的調查”。

此外，“CS-23”聲稱，在9/11聯合調查之前作證的調查局特工“被指示不要透露沙特與基地組織的全部參與程度。”

美國情報界本來有充分的理由保護利雅得免受其在9/11襲擊中的作用的審查和后果，因為它當時是其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但FBI熱切參與亞歷克站掩蓋真相的行為，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因為其中一名成員密切參與了該部門招募哈茲米和米哈德的工作，并向有關當局隱瞞了他們在美國的存在。

“CS-12”參加了2001年6月與亞歷克站的會議，他告訴Canestraro，他們在那年夏天“繼續向 FBI 總部施壓，要求提供有關照片中主題的更多信息”。

8月23日，他們偶然發現來自FBI總部的“電子通訊”，確認了哈茲米和米哈德的身份，并指出他們在美國。

“CS-12”隨后聯系了亞歷克站的FBI分析員，他是該通信的作者。

談話很快變得“激烈”，分析師命令他們“立即”刪除備忘錄，因為他們無權查看。

雖然在聲明中沒有透露姓名，但有問題的FBI分析師是迪娜·科西 (Dina Corsi)。

第二天，在“CS-12”、科西和聯邦調查局本·拉登部門負責人的電話會議上，“FBI總部的官員”明確告訴“CS-12”“下臺”并“停止尋找”米哈德，因為該局打算對他展開“情報收集調查”。

第二天，“CS-12”給科西發了電子郵件，直截了當地說“有人會因此喪命了”，除非米哈德受到刑事追捕。

兩天后的8月26日，亞歷克站終于通知FBI哈茲米和米哈德在美國，這絕非巧合。

到那時，兩人已經進入了為即將到來的襲擊做準備的最后階段。

如果展開刑事調查，他們本可以被阻止。

相反，正如與“CS-12”有聯系的官員所預示的那樣，發起了一項阻礙任何搜索工作的情報調查。

在 9/11 襲擊發生后的幾天里，“CS-12”和其他駐紐約的 FBI 特工參加了與局總部的另一次電話會議。

在談話中，他們了解到哈茲米和米哈德的名字出現在77號航班的名單上。

一位在線分析師通過“商業數據庫”查詢了這兩個人的名字，很快找到了他們以及他們在圣地亞哥本地電話簿中列出的家庭住址。

原來他們一直和一名聯邦調查局線人住在一起。

“CS-12”很快就“關于劫機者的信息”聯系了科西。

作為回應，她提供了一張來自同一個監視行動的照片，該行動產生了2001年 6月亞歷克站和FBI特工在會議上展示的三張照片。

照片人物是Walid bin Attash，他是基地組織1998年東非美國大使館爆炸案及其對科爾號艦襲擊的主要嫌疑人。

科西無法解釋為什么沒有早些時候向FBI特工展示這張照片。

如果是這樣，“CS-12”聲稱他們會“立即將哈茲米和米哈德與 Bin Attash“聯系起來”，這“會從基于情報的調查轉變為刑事調查。”

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本可以在2001年9月11日這一決定性的日子之前投入其“全部資源”尋找劫機者。

亞歷克站的失敗

亞歷克站為保護其基地組織的“線人”資產所做的不懈努力，導致一個明顯的問題，即 哈茲米和米哈德以及其他可能的劫機者是否在 9/11 那天實際上為中央情報局工作。

中央情報局阻撓背后的真正動機可能永遠不會為人所知。

但很明顯，亞歷克站不想讓FBI知道或干涉其秘密情報行動。

如果該單位招募哈茲米和米哈德純粹是為了情報收集，而不是行動指導，那么 FBI竟然不知情，反而被主動誤導，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Canestraro咨詢的幾位FBI消息人士推測，CIA對深入基地組織的絕望促使它授予亞歷克站招募資產的權力，并向其施壓。

但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蘭利為什么拒絕派遣Aukai Collins ，這一個已經滲透到幾個伊斯蘭幫派的經過考驗的深度掩護資產，進入本拉登在阿富汗的網絡？

另一種解釋是，亞歷克站是一個強大的中央情報局流氓團隊，不對任何人負責，也不對任何人負責！

一般來說，由于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需要的授權和監督，亞歷克站在沒有蘭利的授權，就為了自己的險惡目的試圖滲透到恐怖組織中。

鑒于柯林斯是與FBI共享的共同資產，不能信任他參與如此敏感的黑色行動。

亞歷克站的任何成員都沒有因為所謂的“情報失敗”，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懲罰，即使因為他們的失敗而沒能提前阻止9/11。

事實上，他們得到了獎賞。

襲擊發生時該部門的負責人理查德·布萊和他的繼任者阿爾弗雷達·弗朗西斯·比科夫斯基都加入了中央情報局的行動部門，并成為所謂的反恐戰爭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

就科西而言，她在聯邦調查局得到晉升，最終升任情報副助理局長。

有悖常理的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關于中央情報局酷刑計劃的報告發現，比科夫斯基是該機構黑網站陰謀活動的關鍵人物，也是他們的主要公開辯護者之一。

越來越明顯的是，該計劃特別關注從嫌疑人那里引出虛假證詞，以便為美國的反恐戰爭辯護并擴大其范圍。

公眾對9/11襲擊事件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央情報局的酷刑受害者們在可以想象的最極端脅迫下提供的證詞。

比科夫斯基是亞歷克站的一名老兵，曾為至少兩名可能成為 9/11 劫機者的人提供掩護，他負責審訊襲擊事件的嫌疑人。

經驗豐富的FBI深度掩護特工Aukai Collins在他的回憶錄中總結令人不寒而栗，而Don Canestraro的重磅炸彈聲明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陰謀論：

“我非常懷疑本·拉登的名字在襲擊發生幾小時后才被提及……我對任何人對所發生的事情或誰做的任何事情都持懷疑態度。

我回想起我還在為他們工作的時候，我們有機會進入本拉登的營地。

有些東西聞起來不對……直到今天我都不確定是誰在9月11日背后策劃的，我什至都猜不到……總有一天真相會水落石出，我有一種感覺，人們不會喜歡他們聽到的。”

他們到底CIA特工，還是多面間諜，誰又能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