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治國效率的差距為什么越拉越大？

——從美國國情咨文和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談起

王希蘇

拜登總統于2月7日晚向美國國會發表了國情咨文，3月5日上午中國發布了政府工作報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公布了政府的施政綱領。

了解中國的治國方略和大政方針，要看中共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了解中國在執行層面的部署安排，要看政府向人大提出的工作報告、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同理，要了解美國的現實國情和政府的施政思路，必須研究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

中外思想界有許多人在思考兩個問題：

（1）中國的財力、物力、科技、教育、自然資源原本都比美國弱，在法制體系的完善、經濟規律的認知和市場運作的經驗方面也遜于美國，發展速度為什么能反超美國？

（2）美國自詡是世界上最民主和最富裕的國家，為什么國內沖突四起、人民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

分析、比較美國的國情咨文和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能夠找到回答這些問題的線索。

盡管中美兩國制度和政府運行模式有很大差別，這兩個文件具有可比性。正是由于兩國制度的不同，導致了國家治理效率的差異，使兩者的比較分外有意義，既有認識意義，又有實用價值。

一

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直譯是“聯邦現狀報告”，是美國政府依憲法規定向議會作的年度報告，開始用文字，后改為演講。此傳統已延續230多年。

總統的行政舉措和預算必須得到議會認可，方能獲得撥款。國情咨文為爭取議會支持做輿論鋪墊，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它反映總統的執政思路，由總統委托專人起草，多次修改，歷時數月。

國情咨文報告會只有一項議程：總統介紹他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以及下一年度的優先項選擇和政策考慮。全程一個小時左右，議員不討論，不審議，不表態。嗣后，總統就必須由議會審批的具體事項，例如政府年度預算，援助烏克蘭，扶持芯片產業等，提出建議方案，交由議會辯論，經過各方妥協達成共識，形成法案、法規、法律，再付實行。

報告地點是國會大廈，因位于地勢較高的小山坡上，故名國會山。國會大廈始建于1793年，1800年啟用，1814年被英軍焚毀重建，后擴建。國會山建筑雄偉莊嚴，氣勢恢宏，穹頂上端是一自由女神雕塑。它是美國參眾兩院的辦公室，被美國人視為民主心臟。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總統不接受敗選，煽動支持者沖擊國會。暴民高喊絞死彭斯副總統的口號，闖進眾議長佩洛西辦公室，擺拍紀念。騷亂造成建筑物破壞，包括一名警察在內的5人死亡、約140名執法人員受傷。兩黨對這樁公案的是非各執一詞，至今爭論不休，未有斷論，但美國人的心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許多人對美國民主產生動搖。

一年一度的國情咨文報告會，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這是兩院議員一年中坐在一起開會的唯一機會，也是總統一年中和全體議員見面的唯一場合。出席報告會的除兩院議員外，還有政府部門首長，最高法院大法官，總統和副總統的配偶，以及幾個配合報告需要的特邀民眾代表。

按說，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最高國務會議，氣氛必定嚴肅、熱烈，可是，會場的氣氛半冷半熱。一面是洋溢的熱情和禮貌的笑臉形成的表面熱鬧，另一面是由公然的冷漠和蓄積的怨尤構成的暗流涌動。

面對總統的會議大廳，正中央是一條走道，議員按黨派分坐兩側。拜登的演講時長70分鐘，包括幾十次的鼓掌和歡呼。起立歡呼的是與總統同派別的民主黨議員，共和黨的議員則一臉不屑，偶爾還喝倒彩、發噓聲、倒豎大拇指表示鄙視，甚至公開叫喊拜登是“騙子”！

講臺后上方是副總統和眾議院議長的座位，面對整個會場。聚光燈下，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在大眾的視野之內。報告過程中，副總統多次帶頭起立鼓掌，引領全場氣氛。如果眾議長屬于不同黨派，則靜坐不動。兩人這樣一坐一立，一動一靜的鏡頭，報告會中會反復出現幾十次。最具戲劇性的是那年特朗普報告甫一結束，佩洛西故意在眾目睽睽之下將國情咨文的文字稿撕個粉碎，留下美國第一和第三號政治人物公開翻臉的歷史記錄。今年新上任的眾議長麥卡錫承諾保持政治家起碼的克制，不以牙還牙、效仿佩洛西，但在拜登整個演說過程中，麥卡錫“時而困倦，時而惱怒”，也是刻意設計的政治姿態。

二

會場亂象與美國的政黨政治和選舉制度有關。美國總統和議員的候選人由政黨提名，黨派傾向明朗且強烈。參議院有100個成員，按50個州每州2人分配，任期6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院共430多人，任期2年。席位以人口為基數產生，人口多的州有幾十個名額，人數最少的州僅一人。議員是選區的代表，靠最有力地表達選區的主流民意當選。不同選區的人口結構、政治力量、經濟訴求不同，所以議員表達關注的側重點各不相同。選票是硬道理。為了獲得連選連任，候選人有討好選民的沖動和迎合民粹主義的壓力。這樣的選舉制度帶來一個后果：美國國內只見地區和利益集團的抗爭，而看不到國民作為一個整體為國家利益的共同奮斗。這實屬國家的不幸。美國人對此麻木，以為正常，是不幸中的不幸。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權力機構，除立法和修憲外，還選舉任命國家主席、政府首腦和部門首長。政府向人大負責。人大不光監督政府，也幫助政府出謀劃策、落實計劃。從本質上說，中國包括人大在內的所有國家機構、黨派團體、地區民族、行業界別，都服從一個最高原則，即國家意志和人民利益；致力于一個崇高使命，即中華民族的復興。這是中國人民團結的基礎，也是形成政治共識的前提。中國的政協由黨派群團、業界精英、社會賢達、宗教代表和具有獨特影響力的知名人士聯合組成，是對人大的補充。他們認同共產黨“為人民”的宗旨，作為同志和諍友，參與政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一樣，不是職業政治家，但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光榮感，都在不斷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和水平。

人民代表由推選、而非競爭上位。他們的身份不是選區或選民的代表，而是人民代表。他們無須顧忌選票，可以秉公議政，直抒胸臆。他們雖來自不同的地區、行業、團體，卻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為國家、為人民謀劃幸福前景。中國人體會到“鍋里有碗里才有”，有世界罕見的大局意識。中國的兩會從不糾纏于地區、行業或團體利益平衡，能夠聚焦全局和長遠，兩會議政自然產生最大效率。

中國政府的工作報告、年度計劃、人事安排、機構設置，是事關國家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大事，千百萬人參與調研、咨詢、設計、討論、修改、審查，是上上下下集體努力的成果，最后交由人大審查批準。集思廣益，大眾參與，專家論證，是中國避免錯誤決策的法寶。被西方譏笑為“橡皮圖章”的人大，是“鋼印”，是“法槌”，一旦拍板，決議便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綱領。這些決議的分量和質量、嚴肅性和可操作性，已為中國的發展實踐所證明。

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對現代民主制度的構想是，議員作為人民的代表，在議會中將公眾意志立法，交由“公仆”政府執行。議會墮落為加劇黨爭、煽動民粹、分裂族群的舞臺，是西方民主最大的敗筆。將人民代表大會建設成集中民意、團結人民、凝心圓夢的中心，是中國對人類民主事業的創造性貢獻。這一時代先河一定能在未來的歲月中臻于至善并普及。

三

中美不同的議會制度和決策模式造成國家管治效率的差距。

拜登在報告中羅列了上任以來的成就：

政府赤字下降1.7萬億美元（據CNN報道，專家認為減少的原因是新冠疫情開支銳減，與拜登無關）；

通膨得到控制，CPI從9.1%的最高點降至6.5%，物流成本（筆者注：因疫情翻了數倍）下降了90%，油價下降；

工資上漲； 

1600萬人加入政府設計的平價醫保計劃；

一千萬美國人創業，開辦公司；

新增一千二百萬人就業，包括八十萬個制造業職位，失業率降至50年來最低的3.4%；

新冠死亡人數下降90%（筆者注：因病毒毒性減弱）；

10億美元以上規模的企業開始按新法繳納15%的所得稅。

讀者不免意外：美國偌大一個國家，如此強勢的政府，兩年就做了這么點事兒？謂予不信，可參看文后所附國情咨文的譯文。就這些，美國國內還認為總統夸大了成績呢！任內發生的一切好事，原非有意為之，也被拿來表功，是美國總統的一貫做法。民主黨議員刻意捧場，故作歡欣鼓舞狀，起立，鼓掌，歡呼，是逢場作戲。

業績平平，不能怪拜登懈怠。比起當總統的四年里在高爾夫球場上度過322天的特朗普，或八年任期中打333場高爾夫的奧巴馬，拜登堪稱勞動模范。任上政績不僅決定他能否連選連任，也關系他身后的歷史評價。于公于私，他都沒有偷閑的理由，必然恪盡職守，全力以赴。

拜登亦非無能之輩。他做律師起家，1972年獲選參議員，曾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和對外關系委員會主任，還擔任過八年副總統。他三次競選總統，2021年如愿以償，出任第46任總統。他侵淫政壇半個多世紀，與幾代民主黨和共和黨頭面人物共過事，其國事世情閱歷之廣，內政外交經驗之多，待人接物城府之深，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不能望其項背。

其實，政績欠水準，拜登不是第一個，更不是唯一的一個。查閱前幾屆總統的國情咨文，很難看到像樣的成績單。治國水平多年欠佳，如果不是民選總統個人的素質問題，只能歸咎于美國制度。要不，美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怎會江河日下！

四

比較中美兩國的經濟表現，深究其潛力和風險，便知說美國江河日下不是聳人聽聞。

本世紀以來，中國的GDP從2000年的10萬億人民幣增長12倍至2022年的121萬億，由世界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數以億計的家庭購置了房產和汽車。最后的八千萬人擺脫了絕對貧困。美國GDP從2000年的10.25萬億美元增長1.5倍至2022年的25.46萬億，同時，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一步步逆成長為世界最大貿易逆差國，最大債務國，最大赤字國。

貿易逆差表示國內的總供給不能滿足國民的總需求；國家負債說明國民財政入不敷出；預算赤字表明政府寅吃卯糧，用明天的錢支付今天的投資和消費。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不足為奇，各國都有，多數政府以此為工具維持正常運轉或刺激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美國的情況不正常。它的債務增加速度過快。

克林頓任內大幅壓縮財政赤字，政府賬面出現2370億美元的盈余，交棒給小布什（2001-09）時，國債規模不足6萬億美元，占GDP的57%。小布什任內國債增至10.6萬億美元，奧巴馬（2009-17）增加9.3萬億，達到19.9 萬億，特朗普（2017-21）四年又添 7.8 萬億至27.8 萬億，拜登上任剛2年，國債已升高到31萬億。21年中負債增長5倍多，平均每年借貸1.2萬億。

31萬億是什么概念？是2022年GDP的1.2倍，如果全部還本，一年的GDP不吃、不用、不分配，也不夠還的。美國10年期國債目前收益率為3.35%，如果經濟以罕見的4%速度增長，一年增加的GDP，只夠勉強支付利息?？肆诸D總統（1993-2001）因消滅了290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廣受贊譽，可見維持收支平衡任務之艱巨。31萬億美元是克林頓接手政府時赤字的100倍！還清它得要多大的本事？

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源于美國在中東地區發動的戰爭、經濟衰退時的應急救助和刺激性支出、增長疲弱時稅收減少、以及貧困發生率上升造成不斷高漲的社會福利支出。中國各級政府的借貸也不少，多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例如機場、碼頭、高鐵、光纖、南水北調、超高壓輸電等。這些投資轉化為物質財富，還在國家賬上。這些設施的收費可用于付息、還本，有些促進整體經濟或特定行業發展，增加其他途徑的稅收。美國政府借的錢多用于消費和福利，對形成生產力和增加稅收的貢獻??；另一方面，高額的利息支出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進一步壓制投資和研發，拖累經濟發展。美國不得不借新債還舊賬，形成債上加債、利上滾利的惡性循環。

這么沉重的債務，放在別國，早已破產了，為什么美國依舊活得滋潤，并且一如既往地擺闊炫富？原因之一是美國有20%的債務由外國債權人長期持有，對它們來說，這是一種安全、可靠的外匯儲備方式。美債目前不存在被拋售、被擠兌的還本壓力。原因之二是美聯署握有40%的政府債劵，不得已時可以繼續加印鈔票借給政府使用。所發貨幣超過實際創造的價值，其結果必然是貨幣貶值，美國債務最終由世界上全體美元持有者買單，美國政府不會破產。當然，前提是美元繼續擁有國際貨幣的地位和信用?，F在許多被美國懲罰的國家開始去美元化，使用本幣或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美元地位不可撼動的神話正在成為過去。說美國的霸主地位命懸一線于美元，也許不算太離譜。

照現在的增速，25年后的美國國債將達60萬億！這么大的泡沫，總有破裂的一天吧？有人聯想到被債務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中國恒大集團，不禁替美國人捏一把汗。這就有些皇帝不急急太監了。在美國，哪個總統擔心過債務？雖說財政赤字和巨額負債困擾美國政府多年，困擾它的不是還債，而是借錢?？偨y任期就那么幾年，犯不著為將來的還債操心，眼下手上沒錢，怎么出政績？拜登在國情咨文中有相當篇幅明里暗里要求國會提高債務上限，允許他借更多的錢。

美國總統的選票是用業績換來的，業績是用錢堆出來的。在國情咨文中，拜登陳述了他雄心勃勃的施政構想：向癌癥宣戰，研發治療癌癥的藥物；發展清潔能源；重建電網、道路和供水系統；建造50萬個充電樁；為購買電動汽車和節能電器提供稅收抵免；為更多的家庭提供質優價廉的住房；為居家老人、殘疾人提供所需服務；實行免費學前教育；增加公立學校教師工資；免除學生貸款；增加對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家庭的助學金；提供職業培訓，讓沒有大學文憑的青年人也能找到好工作；給退伍軍人治療心理疾??；給孩童提供心理健康護理；增加職業培訓和社工干預計劃的投資，以減少暴力和槍支犯罪；對警察進行合規執法的培訓；增加遏制毒品制造、販運和銷售的人手；對數十種病毒變體進行監測，研發新的疫苗和治療方法；培訓急救人員和專業人員，以應對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挑戰……。姑且不論能否兌現，這一大堆福利和補貼，加上公益項目，足以為拜登贏得民心，賺得選票。然而，這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政府需要購買的服務。要落到實處，哪樣不花錢！

中國老百姓知道，當家過日子，要量入為出；日子過得好，要開源節流。對一個國家來說，發展經濟，擴大稅基，是最有效的開源。這超出美國總統的職能范圍，在美國不可行。拜登開源的措施只提到一個：打擊納稅欺詐，堵塞偷逃稅款的漏洞，增加對富人的稅賦；節流的手段也只有一個：降低藥品價格以減少醫保開支。支出這么龐大，增收如此有限，美國債務繼續快速攀升恐是大概率事件！

在沒有其他增收選項的情況下，拜登想通過對富人征稅補充政府收入，事出有因。他在報告中說，美國的億萬富翁享受比學校教師或消防員更低的稅率；最富有的400個家庭只付3%的所得稅（筆者注：事后白宮更正為8%；低端收入家庭支付的比例是24%）；2020年，美國55家最大的公司賺取400億美元的利潤，支付的所得稅為零；油氣巨頭在全球能源危機中獲利超過 2000 億美元，利潤用于回購股票，饋贈高管和股東。要不是拜登親口說出，許多不明就里卻一味追捧美國制度的中國人會斥之為抹黑，拒絕相信。其實，美國國內對稅收方面的不公平和漏洞早有批評和披露。競選總統的人，都公布財務狀況，唯有自稱有幾十億資產的特朗普以正在審計為借口，拒不公開收入和納稅記錄，拖到2021年1月總統任期結束，不了了之。多家媒體均有揣測，特朗普到底想隱瞞什么？終于，去年12月30日，在他下臺兩年之后，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獲得并公布了他2015年至2020年的納稅申報表。稅表顯示，特朗普2015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64.19萬美元；2016年和2017年僅繳納750美元；2018年約100萬美元；2019年約13.34萬美元；而2020年則為零。

五

美國實力下滑，國際威望下降，無論對美國是崇拜還是厭惡，人們在問一個相同的問題：一心一意想做世界領袖的美國，怎么問題纏身，經年累月也得不到解決？

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監管金融、控制通貨膨脹、保障公民就業、減少犯罪、防控自然災害等，是國家事務，屬于政府正常職責范圍，各國皆然，美國面臨的挑戰不比別人多。相反，美國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美國的地理位置優越，遠離地緣沖突中心，擁有和平的建設環境；美國沒有來自外部的安全威脅：沒有人干涉美國內政，沒有人煽動推翻美國制度，沒有人陰謀顛覆美國政權，沒有人要分裂它的國家；美國社會結構穩定，法律制度健全，凡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國民守法意識強，鮮有官商勾結，警匪勾結事件；美國的教育科研水平高，有最聰明的大腦，有眾多世界一流的科學家、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創新能力舉世無雙。美國有一千個理由領先世界，沒有一個理由搞得這么糟。一手好牌怎么就被打爛了？

但凡有些實際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要做一件事，完成一個項目，辦好一個企業，人心要齊，隊伍要團結。人心渙散，一盤散沙，什么事也做不成。國情咨文報告會上的亂象是表象，揭示的是國家、政權、政治、社會的分裂本質。不團結是美國最大的問題，無法團結是美國致命的問題。不能團結一心，步調一致，再好的牌也打不好。

美國的分裂是由歷史、文化、制度造成的。

第一，分裂的國家。殖民者創建美國時，外部反對宗主國控制，內部反對權力集中，所以選擇聯邦制共和國體，取名“州聯體”（United States），中文譯為“合眾國”。一百多年里，美國從最初十三個州發展為五十個州的聯盟。聯邦制和中央集權制的一個主要差別是：中央和地方不是上下級，沒有隸屬關系。聯邦有法律，各州均要遵守。同時，各州有相當的自治權，有自己的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有自己州的法律。這樣的國不是一個家，而是許多沒有親緣關系家庭的集合。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自稱“大雜院”（hodgepodge），人口結構特別復雜。所謂“正宗”的美國人，一般認為是早期殖民者及其后代，人稱“黃蜂”（white Anglo-Saxon person，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縮寫WASP的戲稱)；從人口學的角度，還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印第安人是這片土地原來的主人，慘遭種族滅絕，現在僅存200多萬，人口占比不足1%，被圈在300多個“印第安居留地”（Indian reservation）中。從非洲買來的黑奴獲得自由后升級為下等公民，現占人口的13.2%。盡管這三種人經歷的是同一個歷史階段，但是地位、處境、遭遇、感受迥異；雖然都被稱為美國人，有色人種和白人不可能對國家抱有同樣的期許，或對歷史持有一致的褒貶。讓這三種人同心同德、風雨同舟、命運與共，是奢望。

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新移民及其后代構成美國人口的主體。移民以歐洲國家為主?，F在美國的白種人（不含拉丁裔）占人口60%，拉丁裔將近20%，亞裔5.4%。按今天的移民速度和出生率，有人預測本世紀結束前白人將成為少數。移民有不同的種族、民族、語言、文化、宗教背景，受 “美國夢”的吸引，圖謀個人發展，離開故土來到美國。他們不能放棄原先的民族認同，同時又要接受新的國家認同，處境便有些尷尬。第一代移民一般選擇回避國籍，不稱自己是美國人。成年后移民美國的中國人，難舍愛國情懷，說起國籍時，常用“國際公民”解嘲，在美國之外有法律需要才公開自己美國公民的身份。新移民入籍要宣誓忠于美國，是例行公事，沒有人當真。美國人的國家意識相對薄弱，沒有中國人熟悉的愛國主義犧牲精神和為國奉獻的高尚品德，媒體上也鮮見關于國家命運和前途的討論，或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報道。

因為實際存在的政治、社會、機會不平等，美國無法將一代代新移民吸納，造就“中華民族”那樣的“美利堅民族”。這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第二，分裂的政權。為防止政府濫權，減少決策錯誤，美國實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政府體制，相互“制約”，協商“均衡”。

美國總統由全民選舉產生，不由國會委任，不對國會負責?？偨y兼任三軍總司令，有權宣布戰爭。憲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權屬于總統”。他負責組織政府，任命聯邦官員和最高法院終身大法官（需議會認可），還有權拒絕簽署或否決議會通過的法律。

憲法同時規定，國家的征稅、舉債、撥款和財務監督等權利屬于議會。總統的施政計劃如果得不到議會支持，便得不到所需經費，無法付諸實施。國會每年要審查聯邦政府的財政預算，程序包括調研、聽證、評估、辯論、立法，再交總統簽署批準。一份年度預算案通常要經過總統和國會兩黨領袖多次談判，長時間“討價還價”，在國會經過若干次投票，歷時數月，方得通過。

法律授權總統無需國會批準、基于職責發布行政命令。然而，國會可以通過立法推翻總統行政命令，或是削減所需的經費，使其無法執行。最高法院亦有責任審查行政命令是否與現行法律抵觸，同時防止總統濫用職權，架空國會?？肆诸D曾發布行政命令，雇主不得解聘合法罷工的員工，因與《勞資關系法》沖突而被最高法院推翻。拜登去年提出豁免大學畢業生就讀期間的貸款，作為疫情紓困的措施。法令簽出后，一些利益相關方杯葛，終于被最高法院叫停。

美國憲法還規定，參議院和眾議院在立法過程中互有否決權，任何法案都必須經兩院批準才能生效?？梢栽O想，如果民主和共和兩黨分別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在多數國內議題上沒完沒了地扯皮，兩院便不再是議事機構，而是黨派交鋒的戰場。 

“三權分立”名曰互相制衡，實則互相掣肘，同為國家權力機構，卻不能齊心協力制定并落實好有利國家的法令和政策，浪費的是政府行政資源，拖延的是國家發展速度，損害的人民整體利益。這是一個分裂的政權。

第三，分裂的政治。美國政治的分裂在于兩黨制。追溯歷史，美國的政黨政治緣起對聯邦國體支持或是反對的爭議，后有蓄奴還是廢奴的分歧，并引發內戰。此后民主和共和兩黨都擁護美國式民主，擁抱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承認宗教信仰和性別取向自由，成員多屬天主教和基督教（兩者同宗），都希望維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出于選票的需要，均主張保護中產階級利益，改善底層平民處境。兩黨的政治立場沒有大的分歧，幾乎從未就“國之大者”費心思，論是非。 

雖然從政治傾向看，共和黨偏向富有階級，民主黨偏向社會底層，但它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利益集團，只是在一些爭議中，例如政府的規模和權限、福利、稅收、工會，醫保、控槍，墮胎等社會問題上，各執一詞，代言不同的群體。在細化的政策和執行層面，他們的區別在于保守和激進的程度。共和黨的處事態度偏保守，被稱為右派；民主黨為自由派，偶爾也稱左派。 

兩黨沒有歷史使命，沒有黨綱黨章，邏輯地蛻變為競選工具。在大選前發布的所謂黨綱，是競選綱領，就有爭議的社會話題作政策宣示，目的是統一全黨立場，服務競選需要。

沒有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動機，僅有爭奪議席和總統大位的偏執，兩黨制對美國政治生態的破壞遠遠大于建設。

兩黨制分裂社會。民主和共和兩黨將并不復雜的社會議題政治化，人為制造對立，打著的雖是“為人民發聲”的旗號，背后的目的是爭權奪利，贏得選票。它們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造勢，拉攏選民，將50個州和美國民眾一分為二，將他們拖進非此即彼、二者選一的窘境，剝奪人們自由思考、協商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

兩黨制攪亂議會。參眾兩院各由占多數的黨掌控，不可能客觀中立，更談不上以全局利益為重?？偨y施政不是受兩院制衡，而是受兩黨制約。政府在移民、醫保等普惠性問題上多次試圖全面改革，均因國會中反對派作梗而流產。上文提到美國總統要求議會提高借貸上限，避免災難性的債務違約。反對黨存心不配合，遲遲不批準。他們要求總統減少預算，其目的是瓦解總統的施政努力，讓他不出政績出問題，以便在下屆選舉中取而代之。如果兩黨在償債期限內不能達成協議，政府不得不關閉部分非核心業務，停發雇員工資，減少社會福利，用以臨時支付貸款利息，此即“政府停擺”。近幾十年來，美國政府關門停擺20多次，最長33天。兩黨制駕馭了三權分立，“制約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有其名無其實。

兩黨制摧毀人們對法律的信心。總統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時，難免會考慮與自己有相同政治傾向的人選。美國正為墮胎非法還是合法一事吵得不可開交，多次鬧上街頭，就是保守派重新獲得最高法院多數地位后修正前法引起的。老百姓公開質疑：有黨派傾向的法官和檢察官怎能維持法律的公正？這樣的擔心不是多余。特朗普與色情女星有染，出于競選需要支付13萬元封口費要她保密。經辦律師邁克爾·科恩于2018年被判三年監禁，而事主特朗普遲至今日方被起訴。此事說怪也不怪，因為他有共和黨保駕?，F在民主黨說特朗普“罪有應得”，共和黨則聲稱是“政治迫害”。特朗普被起訴的隨后幾天，競選募款額不降反增，黨內支持度也更高。這一樁原本簡單的刑事訴訟因政治化而變得異常復雜，前途難卜。黨派糾紛攪亂司法，必然摧毀人們對法律最后的信任。

兩黨制阻礙國家發展。因為民主和共和兩黨勢均力敵，總統競選的結果是輪流坐莊，議會中則是多數和少數地位的互換。沒有穩定的領導層，國家不能設定遠期發展目標并持續為之奮斗。每屆總統只規劃自己任期的4-8年，必然導致短期行為，任內給自己加分，絕不為后人做嫁衣裳，甚至不惜將問題和包袱甩給繼任者。高額負債便是惡果之一。輪流坐莊破壞國家政策的連續性。特朗普就職當天便簽署行政命令，叫停奧巴馬政府的醫改計劃。拜登上臺后則修訂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重返巴黎氣候協定，現正申請恢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資格。這種人為造成的國家政策的不穩定和不確定，不僅在國內引發混亂，而且在國際上增加合作難度，迫使跨國投資和國際貿易增加信用成本。   

兩黨制弱化總統地位。相互對立的政黨推出自己的代表競選全體美國人民的總統，這在邏輯上有矛盾，實踐上行不通。競選時與對手水火不容，不惜使用種種貶低、丑化乃至抹黑的手段將其擊敗，勝選后出于執政需要立即呼吁兩黨合作，在野黨豈是提線木偶？政黨有兩個，總統只有一個，兩黨的關系只能是有你無我，不上則下，哪有合作的基礎？在野的一方既稱反對黨（opposition），憑什么擁護你？它不一味唱反調，并非顧全大局，而是怕失去民心和選票。暗地使壞，制造麻煩，故意掣肘，拉你下臺才符合反對黨的本性。拜登在報告中說他兩年簽署了300 多部兩黨共同通過的法律，向共和黨證明兩黨有合作的可能?？纯磿龅姆磻?，便知是一廂情愿。這里用得著一句流行語：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兩黨制是分裂政治的罪魁，國家混亂的禍根，無法治愈的頑疾。說它沒治，因為美國人認定兩黨制是民主的象征，取締它便是否定民主。悲哀！作繭自縛的悲哀！

第四，一盤散沙的社會。美國社會組織松散，人際關系清淡，是它的文化決定的。從文化的類型來說，美國是個體主義文化（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也不是罔顧他人的自我中心論。它在集體和社會背景中偏重個體的利益、責任和權利。與之對應的是國家和大眾利益優先于個人的集體主義。

個體主義是歐洲古代游牧和近代分封形成的意識形態，在殖民地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中得到強化。殖民者在北美洲的處女地上，建造了一個超級大國。創造這個人類奇跡的，不是一個團結奮斗的民族，而是勇于開拓、不斷進取的殖民者個體，各自創造自己的未來，人人書寫自己的歷史。這樣的生產方式是培育個體主義文化的溫床。

個體主義文化在政治上的體現是“小政府”。美國建國時選擇構造簡單、權力有限的“小政府”管治模式，公民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又不必納重稅供養政府，一舉兩得。“小政府”的經濟責任限定為制定游戲規則和維護市場秩序，不能干預微觀層面的家庭或企業個體的事務。美國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成長為世界頭號強國，進一步加深了國民對“小政府”的偏愛。聯邦政府在國際上代表整個國家，在國內沒有頂層設計國家發展戰略和建設計劃的責任，不對國民經濟的整體表現負責。在宏觀經濟的管理方面，政府僅有財政（稅收的支配）和金融（貨幣的供應）兩個政策工具，旨在控制通貨膨脹和保障社會就業。它們也能刺激經濟，但作用有限。拜登報告中說到美國基礎設施從世界第一下滑到第十三，芯片市場占有率從40%下降到10%，制造業空心化，供應鏈起點易位，沒有人埋怨政府。人們不要求“小政府”有大作為。

個體主義文化在經濟上的體現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是“小政府”的孿生兄弟。減少行政約束，放手讓開拓者施展拳腳，極大地推動了殖民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工商業者按市場規律自主經營，自由貿易，自由發展，自生自滅，造就了美國經濟奇跡。美國人普遍認為，自由經濟是美國成功的秘訣，政府的行政干預只會阻礙經濟發展。

人類發展到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漸漸失去開順風船的便利。殖民地紛紛獨立，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資源不再是俎上現成的魚肉；新興國家的崛起蠶食了列強對國際市場的壟斷及其紅利。在剝奪他人越來越困難、對手地位越來越對等的情況下公平競爭，“小政府”和自由經濟的先天不足逐漸暴露出來。“小政府”不阻礙經濟自由發展，但沒能力推動經濟科學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它是對唯GDP的否定，對資本唯利是圖的批判，對自由經濟的糾偏。在國家治理的層面，它強調經濟與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和人同步發展。在經濟領域，中國政府用“看得見的手”輔助“看不見的手”，抓住實體經濟不放，提升制造能力，完善工業體系，平衡區域發展，鼓勵重點領域投資，牽頭具全局影響的大項目，采用政策工具補足國家經濟的短板，走出了科學發展經濟的新路子。從本世紀的實踐看，限制政府功能的美國式自由發展明顯不敵政府主動作為的中國式科學發展。

個體主義文化在社會上的體現是以自由和權利為核心的價值觀。美國人以自己的價值觀為自豪，并將它用作區分民主和非民主的標準。美國價值觀形成于殖民地時代，那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殖民者高喊的自由和權利，既是向英國要求獨立的理由，又是買賣黑奴和鎮壓土著需要的道德依據。

美國價值觀服務于新興的有產階級，其天生的局限是平等的缺失。自由沒能給美國帶來安寧和穩定。美國有色人種和其他弱勢群體上街抗議，游行示威，不是索要自由，而是爭取平等權利。不平等，才是美國社會動蕩的源頭。

自由和權利如空氣，不可或缺；同時，它們有邊界，不能沒有限制。人有發展自己的權利，沒有違法作惡的自由；有說話的權利，沒有造謠的自由；有保護自己的權利，沒有傷害他人的自由；有精神獨立的權利，沒有危害國家的自由。美國對自由邊界的設定非常嚴格，例如，在媒體或公眾場合談及別人的身體胖瘦涉嫌“體型羞辱”（body shaming），會受到輿論指責；13歲以下的孩童在家沒有陪伴，父母便沒有獨自外出娛樂的自由，倘若鄰居報警，免不了吃官司；多數州的中小學不允許講授殖民地黑奴歷史，怕白人孩子產生負罪感。美國人比誰都清楚，自由一旦越界，會對他人、社會、國家造成傷害。只是在國際上，美國以“人權高于主權”為借口干預一些國家的內政，一味鼓動這些國家的反對派鬧事，用自由放縱惡行，用權利開脫責任，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既然是社會，個人和集體難免有利害沖突。中國的處理方法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美國則是個人利益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新冠期間，美國人拒絕戴口罩，絕不因為可能傳播疾病而放棄上帝賦予的“自由呼吸的權利”。“不自由毋寧死”，美國慷慨付出上百萬人的生命代價。美國人愛槍，民間三億多人擁有四億多支槍。近年槍支犯罪案件激增，每年奪走的生命數以萬計。即便如此，美國人也不肯放棄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公民擁有槍支的權利。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槍支暴力將繼續肆虐，需要用更多無辜者的犧牲，換得起碼的生命安全。

美國的價值體系偏重自由和權利等個體主義的訴求，缺乏愛國、平等、公平、謙讓等國家和社會層面的集體主義要素。個人意志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其結果是社會遭肢解，國家和民族形不成合力。

個體主義文化在行為上的體現是責任和獨立。美國的國家歷史始于“獨立戰爭”和“獨立宣言”。獨立意識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幼兒摔跤，家長不扶，自己爬起來；5、6歲孩子拖自己的行李上飛機，中國人曾訝異唏噓，不知道美國人對獨立情有獨鐘。美國人自己對自己負責，不把自己的命運歸作他人的責任。美國人反對依賴，即便富人的孩子暑假也要打工掙自己的零花錢。美國人不愿意麻煩他人，互相幫助、樂于助人不受稱道，憑個人努力獲得成功才受推崇。

推崇獨立的社會，協調人際關系一靠法律，二靠距離。個體主義社會有如魯迅筆下冬天的豪豬，不聚在一起不能御寒，靠得太近可能刺傷鄰居。為減少人際糾紛，人們保持不親不疏的距離和的不冷不熱的客套。美國的人際關系多受利益主導。孩子為家里修剪草坪要付工錢；成年后住在家里要交房租。這個社會不講“義”和“德”，沒有同舟共濟的意識，遭遇災難時，沒有中國人熟悉的那種鄰里相助，奮不顧身，舍己為人。

美國人主張自食其力，自立自強。求幫助是弱者的行為，等靠要是懶漢的品質，均為人不齒。他們不同情弱者，不贊同許多西方國家實行的高稅收和高福利的社會政策。美國只救助在貧困中掙扎的人群。偏保守的美國人認為，如果社會福利和救濟機制過于龐大，可能擴大政府的公權力，同時繁殖社會寄生蟲。美國家長不替孩子支付大學學費，學生申請國家提供的低息貸款，畢業后用自己的工資償還。美國學校里有“獎勵”優秀學生的“獎學金”，沒有“扶助”貧困學生的“助學金”。美國的做法是拔高頂部，帶動低端，可惜事與愿違，導致上者越上，下者越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圣經《馬太福音》：“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我國托底“扶貧”，幫助窮人自立，“造血”而非“輸血”，對美國應該有借鑒意義。

獨立的個性在政治上表現為反對控制、否定權威。美國人有不信任政府，反對政府的天然傾向?？偨y隸屬特定政黨，難以取信于全體人民，支持率常常不足50%。美國政府是個缺乏權威、沒有動員力的政府。特朗普和拜登想抵制中國商品，號召購買國貨，無人響應。美國人本來就沒有多少愛國覺悟，豈能抵抗價廉物美的誘惑？拜登只能在聯邦政府規劃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中，發布法令，強行要求使用美國生產的木材、玻璃、石膏板、光纖電纜等建筑材料。美國老百姓反對權威可以理解，美國政府執政得不到呼應的窘境令人同情。許多國家的政府羨慕中國政府有呼必應的號召力。美國卻在國際上帶頭抨擊中國的威權主義，實在叫人摸不著頭腦。

人類社會從散居到群居，然后形成城市；由家庭發展至氏族，再到國家；由分立，到共處，最終成為命運共同體。這是歷史發展的軌跡，也是人類文明進化的過程。按這個歷史邏輯，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發展方向應該從個體主義逐步走向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

美國的兩黨制、小政府、選舉制、自由經濟、三權分立等政治設計，在早期階段對美國的崛起發揮過積極作用?，F在，社會前進了，國際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美國沒有順應變化，國家制度日益僵化。失去國際領先地位，是辯證法對美國不與時俱進的懲罰。

六

從國家建設的條件看，中國沒有美國那么幸運。

首先，我們的國際環境從來嚴峻。以美國為首的國外敵對勢力顛覆我國政權、破壞我國政治制度的企圖和努力從未停止。美國在軍事上曾屢屢侵犯我國領海領空，我國因不具備抵御其?？昭b備的能力，只能由外交部提出口頭警告，多達500多次。直至尼克松1972年改善中美關系，美國才停止對我領土主權的武裝挑釁；政治上，他們支持藏獨、疆獨、臺獨、港獨，挑動國內反動勢力，試圖分裂我們的國家；意識形態上，他們借自由、人權之名，利用手中的話語權，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輿論攻勢，排斥他們認知范圍以外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質民主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孤立中國；在經濟領域，他們主導了一波接一波的封鎖和制裁，蓄意遏止中國的發展。中國不得不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上作戰。

其次，我們底子薄，起步慢，條件差，國內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建設14億人口的國家，我們需要數以億計的行政、工商、司法、醫療、教育、科技人才。而70多年前，我國4.5億人口中，不識字的文盲近90%，大學寥若晨星，初中畢業便算是知識分子。我們在近乎零的起點上滿足了基本的人才需求?，F有的人才隊伍多是矮子中的高個子，將他們中的骨干提升到德才兼備、勝任擔當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個挑戰世所罕見。

第三，我們走的是一條嶄新的道路，沒有前車可鑒，摸索中不免走彎路、犯錯誤，路途異常曲折。中國共產黨用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建國時沒有治國經驗，特別缺乏經濟工作經驗。毛澤東1959年曾帶領一個小組，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結合中國實際，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管理。如何發展農業，如何布局工業體系，如何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如何兼顧建設和國防。如何平衡政治和經濟、物質和精神鼓勵，以及后來的市場和計劃，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是幾代領導人分別遭遇的新課題。盡管按照西方的學習曲線理論，中國已度過漫長的摸索期，學習成本日益減少，回報收益逐漸增加，我們知道，前面的路還長，還將碰到無數新問題，遭遇無數新挑戰。

但是，我們有一個無價之寶：人民的大團結。中國人民的大團結是中國理論、制度、道路和文化優勢的結晶。

中國以愛國為底線，團結不同政治派別和利益集團，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平等包容為原則，將56個民族匯聚成中華民族大家庭；以民族復興為追求，將黨政軍民、工農學商、各行各業凝成一股力量；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將數億分散的個體農民引上集體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最高標準，發揚優秀文化傳統，化解唯利是圖、自私自利、不顧大局等消極因素。人民團結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無數國家可望不可即的理想，中國實現了。

團結要有目標，否則要團結何益？振興中華，是潛藏中國人心中一百多年、被中國共產黨喚醒的渴望，轉而成為共和國公民一以貫之的共同目標。這個目標由最初朦朧的“建設祖國”和“建設社會主義”，經由四個現代化，民族復興，科學發展，到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一步步清晰化、具體化、深化。在操作層面，中國確定了兩個百年目標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幾代人為同一個目標不懈奮斗，成就了中國的崛起。

團結要有核心，否則與散沙何異？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最根本、最長遠的利益，其先進分子用無私奮斗和流血犧牲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擁戴，理所當然成為民族振興偉業的領導核心。在中共的示范帶領下，忠于人民，服務人民成為全國各社會階層的最大公約數，使人民的大團結成為可能。中國實行共產黨一元化領導，能夠系統策劃，布局長遠，有效防止政權和政策碎片化。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保證國家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國家面貌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強了人們對共產黨的信任。中國共產黨大力反腐，從嚴治黨，用自我革命保持初衷不改，人民對共產黨越來越有信心。

中國治國效率高的秘訣是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團結。相比較而言，美國有總統無領導，沒有方向，沒有目標，沒有國家戰略，國家向哪里發展？兩個政黨對立，內卷，內訌，內斗，內亂，互相拆臺，政府怎么能出效率？

這就是中美兩國治國效率的差距越拉越大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