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市，燃燒的世貿中心塔樓產生的煙霧籠罩著伍爾沃斯大樓和百老匯。（澎湃影像/IC photo圖片）

“文明”是觀察和認識世界的重要視角。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強調在文明多樣性基礎上進行文明交流互鑒，“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這一主張對于構建和平發展的世界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

西式方案：強調“普世價值”與“文明沖突”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大部分時間掌握著世界政治主導權，其在文明問題上提供的“西式方案”，強調價值觀上的“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優越論”，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普世價值論”與“文明沖突論”。

一、“西方中心論”的源起

近代以來，伴隨西方國家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領先優勢，西方文化也日趨從“地方性知識”變成世界性思潮，由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論”。在“西方中心論”者眼里，歐洲文化的所有內容都是好的、進步的，并具有普世性。“西方中心論”總是明示或暗示西方是“進步的”，其他地方是“落后的”，其他國家只有按照西方走過的路徑進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在這種視野中，歐洲被視為世界歷史的主動創造者。“歐洲發出行動，世界其他地區作出反應；歐洲有‘能動性’，世界其他地區是被動的；歐洲創造歷史，世界其他地區在被迫與歐洲接觸前沒有自己的歷史；歐洲是中心，世界其他地區是外圍；只有歐洲人能夠首創社會變革或現代化，而世界其他地區不能。”

但是，西方國家并非始終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在15世紀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出現前，曾存在過另一個世界體系。在這個早期世界體系中，亞洲才是最主要角色，歐洲只是參與方之一。事實上，近代西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 “發現”美洲大陸，使其獲得大量美洲金銀，由此為其快速發展提供“意外之財”。由于他們能用美洲供應的貨幣來償付，因此歐洲人幾乎是無償獲得了諸如絲綢、茶葉等由亞洲生產的消費品。英國等西歐國家更是憑借奴隸貿易實現“第一桶金”的積累，從而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從商業資本主義過渡到工業資本主義，由此建立了長達幾個世紀的世界霸權。用德國學者弗蘭克的比喻，美洲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再包下一節車廂，最后才是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

換句話說，歐洲文化本質上是歐洲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產物。因此，歐洲近代率先崛起，并不意味著歐洲文化具有特殊優越性，更不意味著歐洲文明本身就是“普世價值”。但許多西方學者簡單將西歐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對強大這一事實本身，想當然地歸功于歐洲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特殊優越性，進而形成了綿延至今的“西方中心論”。

二、服務于西方對外擴張的“普世價值論”和“文明沖突論”

近現代西方崛起主要依托的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方式，其最終目標是資本積累最大化。因此，西方國家不斷進行對外擴張，在更大范圍內獲得原料和市場。二戰結束后，隨著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殖民體系日漸土崩瓦解，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霸主的美國已不可能重蹈殖民主義老路，而更多是通過經濟控制和價值觀滲透等間接方式來建立和維系其霸權體系。這一時期，美國更加注重將西方價值觀和制度包裝成“普世價值”在全球到處推銷。而美國學者大力倡導的“現代化理論”，實際就是暗示發展中國家把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和道路視為效仿的模板。

2020年5月25日，“無法呼吸”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膝下，成為美國人權史上的恥辱一頁。圖為2022年5月22日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拍攝的弗洛伊德廣場上的紀念畫。（新華社圖片）

蘇聯解體后，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所思考的是：美國未來的主要威脅和對手是誰？美國應該采取怎樣的對外戰略？在此背景下，美國戰略界紛紛出謀劃策，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大國悲劇論”“失敗國家論”“游戲規則論”“文明沖突論”等種種不同的論調。其中，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影響最為深遠。該理論以“文明”為分析單位，認為不同文明板塊間的不同認同是導致國際沖突爆發的根本原因，并將伊斯蘭文明視為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戰者之一。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正好“驗證”了“文明沖突論”的論斷，由此使該理論名聲大噪，并成為小布什政府在伊斯蘭世界發動“反恐戰爭”和“民主改造”的理論依據。就此而言，“文明沖突論”只是包裹著學術外衣的政治宣傳品，它與“普世價值論”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為西方大國對外擴張提供理論支撐。二者共同指向的就是那種西方文明高高在上、其他文明野蠻落后、理應效仿西方文明的等級性文明觀。

等級性文明觀的源頭：有宗教色彩的種族主義

西方精英喜歡將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冠以“自由主義國際體系”“自由國際秩序”等種種美名。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西方國家倡導的文明觀本質上是一種等級性文明觀，它所構筑的世界體系必然是等級性國際體系。所謂“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就是一種等級分明的“自由帝國體系”：在西方國家之間講“自由”，但對西方國家之外的其他國家則是帝國主義，其最終要構建的是一個以極少數西方大國為核心的等級性的國際體系。

自由主義是西方國家的主流政治思潮，也是西方塑造國際體系的思想基礎。然而，西方國家標榜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部分基督教教義，其中就包含了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等級性文明觀。按照基督教的說法，“稱義之前完成的善行是上帝所不喜的，因為這種善行不是從信仰耶穌基督那里產生出來的，這種善行也不能使人接受恩典。”也就是說，如果不信仰上帝，最大的善行也不被認可，這就是基督教“因信稱義”的教義。

從思想構成看，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看似截然對立，實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多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都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創始人，同時被視為專制主義的理論家。他認為每個人都是孤立個體、相互敵對競爭。為避免這些充滿“自然屬性”的個體間的自相殘殺，霍布斯設想出“利維坦”這一強制性統治機構，將“國家”定義為置于個人之上的必要的強制性權力機構，由其強迫每個人遵守社會秩序。這樣，從自由主義邏輯起點出發，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建立強大國家機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經濟學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們對民主的態度卻是功利主義的。當民主與自由發生矛盾時，他們是民主的反對者；當民主與自由表現一致時，他們又以民主推動者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很容易接受威權主義，并與獨裁者保持友好關系。這正如《資本主義黑皮書》所指出的：“自由主義源于專制主義，并和后者一樣包含了極權主義的特征，因此它最終只是現代極權主義的一個變種而已。”

這種“自由主義表象、專制主義本質”的邏輯悖論，擴大到國際政治領域，就是“主權平等表象，帝國主義本質”的“自由帝國體系”。而種族主義則是西方塑造等級性國際體系的思想基礎。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憑借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獲得的先發優勢，在全球范圍內構建起一個以西方工業國為中心、以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等級性經濟體系。與此同時，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向世界各地移民和殖民，并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南非等地建立起由白人精英統治的國家。白人殖民者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加上對殖民地當地居民反抗的擔憂和恐懼，日益催生并固化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

在白人殖民者看來，白人無論膚色與種族，還是物質與文化，都要比當地原住民更優越。白人種族主義者主張按照種族高低建立社會等級秩序，即膚色越淺的民族越應處于高位，膚色越深的民族越位于社會底部。西方國家還按照所謂“進步”的標準，區分出“文明人”“野蠻人”和“未開化的人”。在歐洲殖民者眼里，只有“文明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才應相互尊重主權，那些“野蠻人”只能享受部分政治認可，“未開化的人”則應該被驅逐、殖民乃至種族滅絕。這種赤裸裸地強調等級統治的種族主義，成為歐洲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壓迫的法理基礎。

在越南舉辦的“1964年8月5日大捷”展覽會上，展出了被越南擊落的四架美機殘骸，揭露美國侵略罪行。（新華社圖片）

到19世紀，歐洲人進一步從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對這種等級性國際秩序進行合理化。歐洲國家認為自己負有管理國際秩序的責任，而且這種責任也應受到他國認可。英國學者布贊在《全球轉型》一書中提到，19世紀編撰的戰爭法，就區分了“有特權的交戰國”與“無特權的交戰國”，并認為“有特權的交戰國”可以在“未開化的地區”不受法律限制地使用暴力，那些“沒有特權的交戰國”則無權這樣做。事實表明，許多白人殖民者正是打著所謂“白人的責任”的旗號，在全球范圍內到處進行血腥而殘忍的殖民擴張。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白人優越論”不攻自破，尤其二戰后納粹德國的覆滅，使種族主義理論徹底臭名昭著。在殖民體系日趨瓦解的新背景下，西方世界新晉霸主——美國不得不“更新”其維系等級性國際秩序的思想體系。文化種族主義日漸成為西方大國控制世界新的思想基礎。

不同于強調生物性標記的種族主義，文化種族主義強調的是“文明標準”的重要性。當初西方國家認定國際社會只能由基督教國家主宰時，世界其他宗教和文明圈的國家自然被排除在國際社會范圍之外。然而，當西方轉向“文明”話語和范式后，那些“低等種族”便可能通過與“更高等”文化或宗教的融合而變得更加“文明”。

“西式現代化理論”就是一種偽裝成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冷戰時期，為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羅斯托、李普塞特等眾多“冷戰知識分子”有意創造并強化了“西式現代化”理論，目的就是引導發展中國家走以西方為模本的發展道路，最終將其嵌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即讓第三世界國家深度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這樣，發展中國家看似走向“現代化”，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中向西方世界靠攏，由此使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動聲色地在這些剛剛擺脫殖民體系的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那些愿意效仿西方國家模式與制度的國家和民族，理論上具備了成為“文明世界”一員的資格。然而，被西方接納和認可的代價就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經濟制度，以及西方大國的霸權統治。以經濟政策為例。近幾十年來，是否接受和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成為西方國家衡量發展中國家是否“文明”“進步”的新標尺。只要接受這套有利于西方壟斷資本的政策主張，便會受到西方國家的極大歡迎。反之，那些不聽西方號令的國家則可能被西方大國打入另冊，并冠以“專制國家”“失敗國家”乃至“流氓國家”等種種惡名。

等級性文明觀暗含了一種等級性國際秩序。這是因為，“文化種族主義”賦予西方國家一種帶有進攻色彩的“文明使命”，即“高等文明”可以幫助“低級文明”實現“進步”。時至今日，“文明”這一術語也用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則是看似更為溫和的形式，如人權、人道主義等術語。這些表述看似充滿現代性色彩，實則是西方大國干涉他國內政的重要抓手和借口。

西方國家熱衷于將西方文明過分“拔高”，將其從“地方性知識”升級為“普世價值”，將征服其他國家、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西式價值觀和治理模式視為理所應當，乃至自詡為“文明的使命”。正是在各種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驅動下，西方大國幾乎成了殺人機器，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

英法等殖民者在長約400年的黑奴貿易中，將1200多萬非洲人運到美洲，有1000萬人在運輸中死亡。1904年至1908年期間，德國對納米比亞的那馬族和赫雷羅族進行了系統性的種族滅絕，使二者人口分別減少了80%和50%，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人權委員會報告將其稱為“20世紀的第一場種族滅絕”。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了近600萬猶太人，其中包括100多萬兒童。美國的建國史更是一部種族屠殺的歷史。來自歐洲的移民將美洲視為“新大陸”，完全無視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美洲原住民。據統計，美國白人與土著民族的戰爭持續了將近115年，即使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對印第安人的暴力征服和屠殺也并沒有停止。美國的種族滅絕政策使印第安人從原來的1500萬至1600萬人減至19世紀末的100萬人。

時至今日，西方國家信奉的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某些西方國家來說，只有打不敗的對手才配得上平等相待。實力不夠強大的弱小國家，只能淪為西方大國進行武力干涉的犧牲品。一些西方國家打著“人權高于主權”“保護的責任”“人道主義干涉”等旗號，在全球各地頻頻進行武力干涉，由此造成的災難更是罄竹難書。在越南，美國共投下700萬枚炸彈，是二戰期間在歐洲和亞洲投射炸彈總數的兩倍。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至少要對37個受害國2000萬人的死亡負責。美國發動戰爭的目的，就是為資本擴張服務，竭力維護“以美國為中心”的等級性國際體系。

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和平發展的中國方案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想避免人類社會走向自我毀滅，就需要深刻反思西方式治理模式的弊端和根源。而這種文明反思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從西方熱衷的“普世價值論”和“文明沖突論”，轉向“文明交往論”和“文明互鑒論”。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條件決定了世界各國擁有各異的歷史文化和文明特征。世界各國能夠存在與發展，始終離不開本土文明的浸潤和滋養。文明無優劣，文化不可比。從哲學角度看，一般性蘊于特殊性，沒有脫離特殊性而單獨存在的一般性。因此，將任何一種文明人為拔高，使之成為脫離特殊性的一般規律，并試圖用這種“普世化”文明取代或覆蓋其他文明的做法，既不符合哲學規律，也不符合歷史規律。打著文明的旗號挑動分裂對抗，本身就是對文明精神的踐踏。過去幾百年的事實表明，將西方文明“普世化”并強行在全球推銷所謂“普世價值”，在多數情況下都導致了災難性后果。

2023年1月19日，以“中老一家親，祥和中國年”為主題的列車春晚，在行進于中老鐵路上的C272次列車車廂內上演。（新華社圖片）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歷來主張不同文明要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相互取長補短。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觀點。習近平主席更是在多個重要場合闡發和強調世界不同文明應該交流互鑒的理念。2018年6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上提出，“我們要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2022年12月簽署的首屆中阿峰會《利雅得宣言》也強調，加強文明對話，尊重不同文化，杜絕在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人群中宣揚仇恨、極端思想和文明沖突。中阿兩大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獨特貢獻，愿繼續倡導文明對話交流，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摒棄對特定文明的歧視與偏見，反對“文明沖突論”。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明確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系統闡釋了文明互鑒、尊重文明多樣性等觀點。

事實上，中國不僅大力倡導而且積極踐行文明交往和文明互鑒理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賡續至今的傳統文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綿延至今，并呈現出偉大崛起態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華文明既有自強不息的精神特質，也有以變應變的靈活策略，即使歷經重大危機和挑戰，中華民族最終還是能夠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即使在進入西方主導的近現代世界體系后，中國仍保持了獨特的文明屬性。從文明交往的角度看，中國之所以始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乃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在于其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且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與建設實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這種中國式發展模式概括為“中國式現代化”。從概念內涵看，“中國式現代化”將強調特殊性的“中國式”與強調一般性的“現代化”有機結合，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既保持文明主體性，又充分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由此使中國在短短70多年里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道路。這也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及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給世界的最大啟示就是：國家發展要將立足自身國情和文明特質與充分吸收外來文明有機結合；妄自菲薄、簡單照搬西方“普世價值”和發展模式，或盲目自大、一味排斥域外文明成果，只會使經濟社會發展曲折艱難，乃至遭遇災難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