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與文心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之二

穆  陶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開門見山指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在今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又鄭重重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震鑠古今的話語，始終包含了“人民”二字?？倳浀木僬撌?，體現了黨的性質與宗旨，體現了黨的事業與人民的血肉聯系，也體現了總書記“以人民之心為心”的偉大治國理念。

文藝事業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就文學而言，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與社會、人生緊密關聯。文學是寫人的，寫人的靈魂，寫人的追求。靈魂有“善”、“惡”，古今已然。中國古代哲學，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人性論”的哲學含義，深深地滲透于文學之中，加深了“文學是人學”的深刻諦義。然而“人性”之事，決不是個人的私事，無論其產生與變化如何，都是與“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學寫人，寫人心，寫人性，也就是在寫社會。

人類自從由原始野人進入到有“社會”的階段，人便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文學是在“社會”中誕生的，不是一個“作家”生下來就有的天賦，而是源于社會民眾的思維與斗爭。最古時期，人們在與大自然抗爭的勞動中，為了鼓舞斗志，發出那有節奏的“杭育，杭育”的吟唱，可以看做是文學的雛形。幾千年后的中國，有人寫出了《水滸》，有人寫出了《紅樓夢》，雖然寫了各種不同的人，各種不同的“人性”，卻仍然都是意在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啟迪人們走向善美之境。由此看來，文學源于社會，源于人民，它是人民的心聲，是民心的反映。

文學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作家對社會與時代的感受，是其創作的主觀動力。在作家的社會立場與人生價值觀的作用下，通過對社會的觀察，對人生的思考，形成自己的創作思想。這“創作思想”，離不開“愛”與“恨”二字。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其核心，就是作家立場與價值觀的體現。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寫同一個時代的故事人物，有的作家寫成“英雄”，有的作家則寫成“賊寇”，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施耐庵的《水滸傳》與俞萬春的《蕩寇志》了。這樣的情形，無論古今，都不鮮見，將“黑”寫成“白”，將“白”寫成“黑”;把“恨”當成“愛”，把“愛”當成“恨”。當代作家也有人提出了一種“理論”，叫做“把壞人當好人寫，把好人當壞人寫”，也就是說，可以把“淑女”寫成“淫婦”，把“叛賊”寫成“英雄”。這種奇談怪論，一點也不奇怪，其實就是一個“立場”問題。假如作家的立場與眾不同，眾人眼中的“叛逆”，他卻認作是“英雄”，這種與“民心”相悖的文學觀，是個人的自由，倒也罷了，無需多說。人們思忖的是，面對這樣的“文心”，我們文學藝術界的“權威”人士，何時才能公開出面加以辯駁？這是令人關注的。

某些被民眾廣泛質疑批評的作品，長期我行我素，你批評你的，我干我的，照常登堂入室，尊榮無比。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也許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忘了，我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文藝是社會主義文藝，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是不能容許丑化人民、詆毀國家的。文學作品批判落后、揭露黑暗沒有問題，但若把“曙光”當做“黃昏”來寫便是問題。歪曲真相、違背民心之作，決不是“人民的文學”！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什么是“時代要求”？什么是“人民心聲”？是值得當今文藝工作者認真學習領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史，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文藝作品反映“時代要求”與“人民心聲”便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旋律。習近平總書記在社會主義新時代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是有著重大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的。

為什么要反映人民心聲？因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創造了歷史，開辟了江山，也創造了文學。因此可以說：民心就是文心。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間，當時的新中國，從戰爭后的廢墟般的土地上重建文明，在以毛主席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從政治、經濟、思想各個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偉大“改革”——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消滅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國人民開天辟地第一次真正以國家主人的姿態站了起來。繼之，在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開啟了將資本主義私有工商業改造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革命性變革。為了打擊國際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侵略，開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斗爭并取得偉大勝利，使得新中國的國基得以奠定......這些偉大的革命斗爭，也就是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制度改革，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廣大人民群眾完成的。民心構筑的鋼鐵長城，使命擔當的信仰力量，不僅載于政治史冊，也反映于整個文藝的創作之中，如《創業史》、《三里灣》、《白毛女》、《鐵水奔流》、《青春之歌》、《三千里江山》、《誰是最可愛的人》等等，當時這些幾乎家喻戶曉、膾炙人口的文藝作品，哪個不是反映了“時代要求”？哪個不是反映了“人民心聲”？

文學與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古今如此。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需要結合文學發展史，結合不同時期、不同意識形態來進行，方能見微知著，辨別“文心”之正邪，抓住問題本質，從而守正創新，讓文藝跟上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建設步伐，向前邁進。如前所述，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文藝創作，為文藝反映“時代要求”與“人民心聲”樹立了榜樣，也為新時代的文學建立了標桿。自從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文藝領域出現了某些繁榮景象，這是令人鼓舞而應當充分肯定的。然而我們的創作思想與創作實踐，對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與要求，是有欠缺的。一個時期以來，網絡媒體頻頻出現對當下某些文藝作品的強烈批評，至今延綿不息，可見人民群眾對某些文藝作品是不滿意的。既然我們的文學是“人民的文學”，如果文學作品，不能使人民群眾滿意，受到民眾的批評與拒絕，這樣的作品決不能認作是好的作品，無論何等“專家”如何為之宣揚與辯護，都是沒有說服力的，甚至是荒唐的。因為，“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馬克思語）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寧肯首先相信人民群眾，然后再來辯究“學者”“專家”為其辯護褒揚的理由與立場。為什么不能與民眾觀點一致？對于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必須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我們是相信“專家”呢還是相信群眾？

文學的功能，無論有多種闡釋，歸根結底它是“與人為善”的，即誘掖人心向善，啟導人間光明。無論是揭露“黑暗”還是歌頌“美好”，作者之用心，必須是由“善”出發，而不是以“惡”寫惡，以“黑”寫黑。發揚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守傳統之“正”，創時代之“新”，應當成為作家努力的方向。古人寫身處戰亂之世，這樣抒發自己的感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詩經.鄭風.風雨》）一個作家、詩人，雖處暗晦之境，心中卻充滿了光明，向往著曙光的出現。在一部古代文學詩歌總集《詩經》中，贊美的詩篇比比皆是，例如《關雎》對愛情的贊美；《芣苢》對勞動者的歌頌;《麟之趾》對國家興盛的贊頌與向往......可見，古往今來，在文藝作品中歌頌善美，追求光明，正人心而匡世俗，始終是文藝創作的主流?，F在卻有人說“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這個“永遠”二字好厲害，如同一把魔刀，不僅把新中國文學，而且把幾千年文學的具有對人生贊美的文藝作品，全部否定一刀砍掉了。更加令人詫異的是，如此“偏見”之論，竟還能引得某些“知名人士”為之驅走，交口贊譽不迭。嗚呼！文壇亂象，竟至如此，怎不令人嘆息？令人反思？

“美刺”之于文藝，本來是通用的文藝創作法則，美則“美”（歌頌）之，丑則“刺”（揭露）之。這是文學理論的常識。揭露“黑暗”與“丑惡”，是為了彰顯美好，追求光明。否則，若以黑暗之心而寫“黑暗”，從而黑白混淆，誤人于無形之中，導人以邪惡之念，如此作品，既違背文藝創作的初心，更是與社會主義“人民文學”的要求格格不入。無論作者與讀者，都應當明白：虛構的“黑暗”與“丑惡”，是不會起到警醒后人、接受歷史教訓的作用的！

我們的文學作品，是不是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是得到人民的贊同還是受到民眾的抵制批判，應當成為衡量作品優劣的首要標準。這個標準，也就是“思想標準”。“思想標準”與“藝術標準”是文藝作品的兩翼，缺一便不成為文學。思想猶如“靈魂”，藝術仿佛肢體，如果“靈魂”污濁，肢體面貌無論是生得如何俏麗多姿，也無論是穿著裝飾如何怪異惹眼，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師”之品，其際遇，也許能夠招搖于一時，最終一定是會被人民拋棄，或者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受人譏斥的話柄而已。由此看來，作品的“靈魂”是多么重要！其實這一點，“專家”“學者”們是非常明白的，但是為什么有些背離“民心”、違忤時代的作品，卻仍在文學界大受獎賞，風光無限呢？其中原因，當與立場與“文心”不正有關，擬另加探討，此不贅。

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說：“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又說：“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落實文藝“反映時代”與“人民心聲”的宗旨，視“民心”為“文心”，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發揚成績，克服不足，堅持斗爭，善于斗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盡到文藝家應盡的光榮職責！

（作者：山東濰坊市作家協會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