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莫斯科

是英雄（烈士）還是叛徒（“豆腐”）

1934年初，瞿秋白從中共中央秘密機關所在地上海潛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開始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開始了長征，但蘇區仍留下了一部分力量繼續從事武裝斗爭，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被留在了江西。紅軍主力撤離之后，國民黨軍集中了強大的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至1935年1月，形勢已十分危急，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進行轉移，即由中共福建省委派武裝護送出境，擬取道廣東潛入香港?？上麄兾茨馨踩鼍?，即被敵人包圍。以上三人中，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犧牲，鄧子恢脫險。

瞿秋白是如何被俘的？他在遇難之前，是否受過國民黨的刑訊？他最終是烈士抑或是令人不齒的叛徒？

“文革”期間，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和北京市法院紅色革命造反總部聯合出版的著名的《討瞿戰報》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英雄”還是豆腐》（所謂“豆腐”，是指瞿秋白在獄中所寫的《多余的話》一文最后的話：“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質疑瞿秋白被俘后的行為。

其實，早在1963年8月，中央辦公廳機要工作人員戚本禹在繼拋出《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國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寫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頭指向黨內的“叛徒”問題，進而促使原來的學術討論變成了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瞿秋白《多余的話》由此受到牽連。不久，常州的瞿秋白故居被關閉，已征集到的文物也被封存。1966年“文革”爆發后，“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國，于是《多余的話》也被誣蔑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書”。

1967年5月6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紅色革命造反總部合辦的《討瞿戰報》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沖進了八寶山，砸壞了瞿秋白的墓，而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也隨之被隔離審查，瞿秋白其他親屬也都受到了各種不公的待遇。此前的1967年1月19日，紅衛兵沖入江蘇常州的西門公墓，砸壞了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墳墓，還砸毀了瞿秋白父親瞿世瑋在濟南的墓碑，并把他的墳也給平掉了。1973年10月20日凌晨，楊之華在北京秦城監獄含冤病逝。

那么，瞿秋白究竟是烈士抑或是叛徒？他究竟是英雄還是“豆腐”？

瞿秋白被捕及被刑訊經過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一行行至福建長汀水口鎮時被發現，國民黨保安十四團第二營得到報告，營長李玉遂率隊圍攻。何叔衡在突圍時不幸犧牲，鄧子恢最終突圍成功。一行人中，項英已懷孕的妻子張亮和梁柏臺（蘇區司法人民委員部副部長、代內務部部長）的妻子周月林被俘。瞿秋白因重病躺在擔架上，無法實施突圍，最終在山上被捕。

被俘后，瞿秋白受到了李玉等人的刑訊。當時瞿秋白謊稱自己叫林祺祥，是江蘇人，肄業于北大中文系，后又入醫學校學醫。因一次游歷福建漳州，被紅軍俘獲送至瑞金，隨即擔任紅軍總衛生部的軍醫以及文書、文化教員。此次，他借紅軍長征之機，攜款逃出，乃至被俘云云。不久，國民黨保安十四團團長鐘紹葵趕到，他見被捕諸人身上攜有港幣、黃金以及護送人員又有駁殼槍，據此判斷所謂林祺祥者必是中共要人，隨即對其進行刑訊。不過，瞿秋白堅不吐實，仍未暴露身份。

瞿秋白一行隨即被轉押于上杭縣城，此后瞿秋白又遭刑訊，他仍不為所動。瞿秋白在上杭監獄中寫了一份“筆供”，內容仍然不變。李玉看了這份“筆供”后，對瞿秋白說：如系屬實，可取保釋放。瞿秋白遂給上海的三人（魯迅、周建人、楊之華）寫信，要求作保。魯迅收到信件后，據說曾擬與陳望道等發起一個公開的營救運動，然未能實現。魯迅遂欲通過同鄉蔡元培在國民黨中央內部進行活動和轉圜，然亦未有結果。瞿妻楊之華取得了一個旅館老板的鋪保擔保，又為瞿秋白縫制了衣服，魯迅則囑其轉交50元錢，一并寄給獄中的瞿秋白。未幾，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暴露，所謂“取保釋放”失效。魯迅聞之，在書信中為之惋惜不已。

瞿秋白原已受到國民黨的通緝，在1931 年9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并以國民政府的名義懸賞緝拿瞿秋白、周恩來等7名中共要人，其中瞿、周各2萬元，其他5人各1萬元。于是，鐘紹葵等自感“如獲至寶”。在鐘紹葵的邀功信中，他稱對瞿秋白等進行了“撻訊”。后來，宋希濂又進行了“研訊”。據此可知，瞿秋白被俘后是受到了刑訊的。

楊之華后來在《憶秋白》一文中說：

“秋白被捕后，沒有暴露他的真面目。第二天，他被戴上手銬腳鐐，送到上杭縣匪部監禁一月余。匪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這時收到蔣介石的電報，說秋白已被匪三十六師逮捕，要他即時把訊核情況上報。宋希濂這時還沒有發現秋白，就決定各團把俘虜的姓名、俘虜地點以及相貌特征分別詳細造冊，送到師部。敵人從表冊上看到‘林祺祥’是江蘇人，四十歲左右，軍醫，人單瘦，談吐文雅，以形跡可疑被捕。由于聽說‘林祺祥’在蘇區人民教育委員部工作過，便將他送到福建長汀匪三十六師師部。據說秋白被解到長汀后，曾被敵人訊問用刑多次，都沒有暴露。

后來，匪徒發覺在被囚押的人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陳姓青年，曾在中央蘇區人民教育委員部當過收發，因而想出一條詭計，設法使陳姓青年與秋白驟然相遇，以觀察他們的表情，辨別到底是不是秋白。這天，匪徒把秋白帶到一間房子里，又秘密使人把陳姓青年帶來。陳姓青年邁進門檻，突然看見了秋白，腳步驟然停住，臉上露出驚異的表情。匪徒奸猾地說：‘原來你們彼此都認識么？’秋白馬上從椅子上立起來，哈哈笑著說：‘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戲！’隨又說：‘我的事你們都知道了，不必再問。’蔣介石命令他的匪徒，千方百計引誘秋白，勸秋白投降，寫‘反省書’。秋白堅決地拒絕了匪徒們一切威逼利誘，他說：‘我為了黨，為了人民，應把革命堅持到底。’再來勸他時，他就岸然回答：‘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瞿秋白受到“善待”以及《多余的話》

瞿秋白的真實身份被敵人獲知后，他反而得到了敵人的“善待”。其中的原因，陳鐵健在《瞿秋白傳》中說：宋希濂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認識和知道曾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重要人物瞿秋白（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等），于是他稱瞿為“先生”，自稱“學生”（由于瞿秋白的聲譽，許多國民黨要人對他都尊重有加，如蔣經國1945年1月赴莫斯科談判歸國途經新疆，曾專門視察了盛世才關押中共在新疆被捕人員的監獄。當時蔣經國對被關押的楊之華說：“我對瞿秋白先生的才學非常尊重，對您……”），并對瞿秋白予以生活上的優待（囚室、煙酒、寫作、放風等）。至于其他具體的原因，這“一則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的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沒法向蔣介石交代；二則是企圖軟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勸降之功”。

于是，獄中的瞿秋白大不似我們曾經熟知的那些獄中的先烈一樣，動輒呼喊口號、與敵人針鋒相對地斗爭，而是從容應對，并且以自己的所長，為之刻印、贈詩等等。同時，在回答問話中也虛與委蛇，并在“供詞”中講述了蘇區和紅軍的一些情況。陳鐵健在《瞿秋白傳》中說：這“與其說是一篇‘供詞’，不如說是瞿秋白對蘇區充滿了激情的深切懷念之辭”，而在“供詞”中，瞿秋白明白無誤地說：“我不會隨聲附和罵幾句‘共匪’，更不會裝腔作勢扮成共產黨的烈士——因為反正一樣是個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獄中用不到一周時間寫下了《多余的話》。關于《多余的話》，這也是后來對瞿秋白進行評判的最關鍵的文獻。陳鐵健在《瞿秋白傳》中說：它“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復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于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1979年，陳鐵健的《重評〈多余的話〉》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瞿秋白究竟是烈士還是叛徒的又一輪爭論。

當年瞿秋白寫成《多余的話》之后不久，即由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予以刊登（部分）。1937年春，又由一家刊物《逸經》予以全文發表，此后被陸續轉載。然而由于迄今尚未發現《多余的話》的手稿，于是其真偽便成了一個問題。換言之，自其問世之后，楊之華等堅決否認其為瞿秋白所作，抑或有之也曾被國民黨當局所篡改，因此主張不得據此評判瞿秋白。但包括丁玲在內的一些人則認為它確系瞿秋白所作，所謂“其人其文，無從偽造也”。如今，學術界已經認可其為瞿秋白的作品，并且已有了多種版本存世。

除《多余的話》外，還有瞿秋白在獄中所寫的“筆供”“口供”“呈文”等，能否據此詬病于他？正如陳鐵健在《瞿秋白傳》中所說：瞿秋白獄中所述所寫，“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乞求免死的念頭”。有之，則是他“不善于也不容易成為一個政治領袖人物”，也即“脆弱的二元人物”的自白，以及不免流露出來的“消沉情緒”等。這或許更加可以用來說明瞿秋白真實的一面。

宋希濂的回憶

《鷹犬將軍》一書系國民黨原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宋于1949年12月被俘，后被特赦，獲釋后寫成《鷹犬將軍》一書出版）的自述。該書有瞿秋白被害經過的詳細描述，系宋1935年擔任國民黨軍第三十六師師長時的經歷。

宋希濂時率部駐防福建長汀。后來，他回憶：瞿秋白一行是被福建省國民黨地方部隊保安第十四團鐘紹葵部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上杭截獲的，起初關押在上杭縣監獄。瞿秋白略懂醫術，于是便化名林祺祥，說自己原是國民黨部隊的軍醫，與紅軍作戰時被俘，以此暫時蒙混了敵人。后國民黨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得到密報，說在上杭俘獲的幾百名紅軍中有瞿秋白在內，于是嚴令在鐘紹葵所俘的紅軍中清查瞿秋白的下落。鐘紹葵接到蔣鼎文的電令后，一方面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一方面覺得如能將瞿秋白清查出來，可以邀功請賞，所以十分賣力地進行這一工作。但經過多次訊問，并沒有清查出來，鐘紹葵遂使用了“誰說出瞿秋白來就釋放誰”的辦法，結果有一人指出林祺祥就是瞿秋白。隨即蔣鼎文命令該團將瞿秋白押送至駐長汀的第三十六師師部。

瞿秋白被關押在師部后，宋希濂對此回憶：“秋白先生原來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見到他時，他是穿著一件灰布長袍，一雙淺口的布鞋和藍色線襪。”此后，“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圖章或有時和人談話以外，大部分時間便是寫感想或者寫詩，有時也談古文和唐詩。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在大約100張（或60張）十行紙釘成的一個本子上，用毛筆寫了一長篇《多余的話》和一些詩詞。這個本子他托師參謀長向賢矩代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義后，向賢矩曾交給我看，我只是粗枝大葉地看了一遍就交還他，沒有認真研究，所以對于內容記不起來了”。

瞿秋白在被關押期間，宋希濂說他曾與瞿秋白有個別的談話，他回憶：

“記得我回到長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瞿秋白室內去看他，先談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體狀況后，轉而談到政治問題。我說：我這次回來，從龍巖到長汀這一段，數百里間，人煙稀少，田地荒蕪，有不少的房舍被毀壞了，我想以前不會是這樣荒涼的，這是你們共產黨人搞階級斗爭的結果。我是在農村生長的，當了多年軍人，走過許多地方，有500畝以上的地主，在每個縣里都為數甚微，沒收這樣幾個地主的土地，能解決什么問題？至于為數較多有幾十畝土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幾代辛勤勞動積蓄幾個錢，才逐步購置一些田，成為小地主的。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資本家比較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向這樣一些小地主進行斗爭，弄得他們家破人亡，未免太殘酷了。因此，我覺得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社會只有大貧小貧之分，階級斗爭不適合中國國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先生說：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專制統治，這是對國家的偉大貢獻。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中外的學說都吸收一些，實際上是一個雜貨攤，是一種不徹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對于中國的社會情形，并沒有認真調查研究過。中國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富農手里，只是地區之間有程度的差別而已。我們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資本家或是小資本家，他們都是屬于剝削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地主，就有被剝削的農民；有資本家，就有被剝削的工人。怎能說階級斗爭不適合于我國國情呢？”

“顯然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的情形，當然是事實。但這是不是因為我們共產黨人搞階級斗爭弄得勞動力減少了，有土地沒人耕種呢？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們為了保衛蘇區，有許多壯年人參加紅軍或地方武裝，使農村勞動力受到一些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你們對我們實行嚴密的封鎖，蘇區的經濟完全靠發展生產來自給，在你們未向我們進攻以前，這些地方的田地并無荒蕪的情形，你們來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無人耕種，所以顯得荒涼，我想主要的是這個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毀壞，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戰爭造成的。”

宋希濂稱自己與瞿秋白爭論，他沒能說服瞿秋白。宋希濂勸降無效，而蔣介石得知瞿秋白被俘的消息后，即令“中統”派兩個人由南京到長汀來勸降瞿秋白。其實，所謂“勸降”，先已有“軍統”在閩西的人員實施，后才是“中統”的陳建中和王杰夫。同時加入勸降的還有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秘書和調查室主任錢永健、國民黨廈門黨部書記朱培璜。此四人擬對瞿秋白展開“攻心戰”，一是以情感打動之，一是以顧順章等中共叛徒的例子感染之，同時伴隨以“憐惜人才”的“惻隱之心”。至于瞿秋白可能的退路，即他可能會接受的條件，則是繼續進行翻譯的工作。然而，在瞿秋白面前，這一切統統失效了。瞿秋白對他們大聲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