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安事變”后到“七七事變”前，國共兩黨之間進行了多次會談，直至1937年9月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同年7月，中共代表團在到廬山之前，曾轉抵上海。代表團負責人周恩來跟主要成員博古會見了在上海從事統戰工作的辦事處副主任馮雪峰，博古當時向雪峰傳達了王明的政治主張。雪峰聽到后表示，中國共產黨在全民當中發表國共合作的主張時，應該同時向左翼人士專發一個文件，表示我們并不放棄無產階級的主場和革命主張，以清除一些左翼人士的誤解。雪峰知道，像魯迅這樣的文壇領袖，都擔心一些共產黨人會忘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而熱衷于到國民黨政府機構去做官。博古聽到雪峰這番話，用很重的語氣批評道：“這是托派意見”（馮雪峰：《回憶“七七”前國共聯系的情況》，《黨史資料通訊》1987年第5期，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編）。雪峰這個浙東漢子頓時火冒三丈，竟然對1931年至1935年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職務的博古拍了桌子，并以“保存自己的清白和整個大局”為理由，賭氣回到義烏老家去寫小說，直到1939年下半年才恢復組織關系。不過他回老家那段時間，浙江省委仍懷疑他跑到托派方面去了（《馮雪峰全集》，第8卷，第3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馮雪峰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博古短短一句話為什么會使雪峰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因為“托派”是一頂當時可以被蘇共、被國民黨政府，被日本帝國主義隨時“誅伏”的政治帽子，在中共黨內也會被整肅，相當于一座能把孫悟空壓得無法脫逃的五行山。

“托派”的精神導師是蘇聯早期領導人之一的托洛茨基，他曾擔任十月革命的總指揮。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后，前蘇聯黨政機關的辦公室都同時懸掛著列寧和他的肖像，但1924年秋斯大林開展了反托派運動。1928年托洛茨基又以反革命罪被逐出蘇聯國境，后僑居土耳其，挪威等國，1940年8月21日在墨西哥被謀殺致死。兇手叫扎克·莫爾納，是一位28歲的比利時人，但他堅不吐露行兇的政治背景。

托洛茨基派在第三國際和蘇聯黨內是一個跟斯大林派持不同政見的反對派，在一篇短文中無法詳介他們之間的政見分歧。但中國革命的實踐已經雄辯地證明，在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階級關系以及戰略策略的認識上，他們都有著不同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幾次受挫，都跟第三國際的錯誤決策和蘇共的“老子黨”作風密不可分。

在中國，托派最先產生在大革命時期的留蘇學生當中，1931年5月由原來的四個小團體合并成為了一個統一的組織，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后改稱“共產主義同盟”，注冊成員約五百人，推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但這個組織內部矛盾重重，觀點也不完全一致。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被捕，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才出獄，這一時期中國托派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況。陳獨秀由于跟中國托派的核心人物彭述之感情破裂，公開宣布跟托派和一切黨派脫離關系，所有言行均由個人負責。陳獨秀“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陳獨秀開審記》，《陳獨秀印象》，第39頁，學林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托派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主張有什么異同呢？相同之處是都主張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陳獨秀在法庭上的陳述他反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理由時談了三點：一，人民不自由。二，貪官污吏橫行。三，政府不能徹底抗日（出處同上）。至于說中國托派每月接受日本特務機關的三百元津貼，那是王明，康生等散播的不實之詞。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的修訂版。該書在“漢奸托派”一詞下作了一條新的注釋：“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這條注釋是黨史研究的一個新成果，也是對托派是否應視為漢奸所作的歷史結論。1936年6月3日給魯迅寫信的那位陳仲山，原名陳其昌。這位托派的骨干分子就是死于日寇之手。

《毛澤東選集》的這條注釋說中國托派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主要表現在他們從根本上反對國共合作。中國托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主任鄭超麟說：“共產黨原則上應當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不應當依附其他政黨”。“共產國際要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在理論上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意見。當然，說得很漂亮，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答應不批評三民主義，不批評孫中山，不反對國民黨。實際上束縛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所謂國共合作，也就是在原則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說的無產階級政黨應保持獨立”。（《鄭超麟回憶錄》，下冊，第424至425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鄭超麟的上述觀點其實就是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1929年6月，中國托派另一骨干人物劉仁靜在土耳其拜訪了托洛茨基，詢問他對國共合作的意見。托洛茨基說：“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本階級政黨合作，而應單獨干革命”。這里所說的資產階級政黨，指的就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政組派（《劉仁靜談托洛茨基派在中國》，《中國黨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第244頁，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2月出版）。建國后劉仁靜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986年任國務院參事。鄭超麟1979年任上海市第六屆政協委員，兼市政協文史委委員。

托派的上述觀點顯然屬于“極左”或“形左實右”。試想，如果沒有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怎能有北伐戰爭的勝利和中國的統一呢？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主力紅軍僅有四萬六千人；加上地方部隊、保安隊、自衛隊等，也只有九萬多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2卷，第11至1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如果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怎能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并且將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兵力增加到130萬人呢？所以，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成為了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軍事科學出版社）

雪峰認為在建立統一戰線的過程中，要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和革命主張，這無疑也是正確的，跟托派反對統一戰線的觀點有著本質的區別。既統一，又獨立，這是建立統一戰線過程中缺一不可的原則問題。在民族矛盾上升的特定歷史時期，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妥協和讓步應該是積極的，而不應該是消極的。只有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才能有利于合作，否則就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無原則的讓步，是否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

應該承認，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主持起草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過程中是起到過積極作用的。但在怎樣實現黨的策略問題上，他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右傾思想。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更提出八路軍應完全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做到“五統一”，即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器，統一供給，統一作戰計劃。到了1938年初，王明的“五統一”思想又加上了三條：“統一編制”，“統一組織”，“統一政治工作”，發展成了“八統一”。王明過分相信國民黨，寄希望于由國民黨來改善抗日武裝的待遇，必然會導致改變八路軍的性質，從而犯下了右傾錯誤。

必須指出的是，王明的錯誤主張并非全部是他個人的創造，而主要是受到了第三國際，特別是斯大林的影響。比如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觀點，跟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就息息相關。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一方面面臨著德國法西斯的威脅，同時也感受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如果中國的大片國土都被日本侵略者占領，那日軍就會揮師北上進攻蘇聯。所以，斯大林寄希望于當時在中國執政的國民黨，想借助國民黨軍隊牽制日本兵力，希望中共能多作些妥協和讓步，甚至交出軍隊，單純進行議會斗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之后，斯大林還提出過隔江分治的主張。1937年6月23日，美國專家托馬斯·亞瑟·畢森在延安采訪朱德，問“你們與蘇聯的關系如何”。朱德的回答是：“我們之間的聯系，完全是通過信件來往的……我們從蘇聯那里得不到任何物資援助，既沒有武器，也沒有其他方面的物資供應”（《1937，延安對話》，第8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所以，王明的左傾路線和右傾思想都帶有教條主義的特色。王明的悲劇證明，中國革命的勝利雖然需要借鑒他國的成功經驗，但都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制定切合中國實際的政策和策略，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中國問題。

（《1937，延安對話》，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中共黨史上，博古的名字經常跟王明聯系在一起。王明在黨史上先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后犯右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博古跟王明是留蘇時期的同學，同屬“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王明是頭頭，博古是骨干。1931年9月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24歲的博古成為了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執行了王明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推行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直至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才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谷諔馉帟r期，博古為宣傳抗日和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但也一度接受了王明某些右傾觀點影響。他跟王明的本質區別，在于為人光明磊落，能認真總結歷史教訓，真心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當張國燾在黨內搞分裂活動時，博古堅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是第一個提出“毛主席旗幟”的人，1943年夏又為新華社撰寫了題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的專論。1946年4月8日，博古被組織派到重慶參加會議后乘飛機返回延安，途中遇大霧，飛機撞在山西黑茶山上，機上十七人全部遇難，被稱為“四八烈士”，終年39歲。跟博古的態度相反，王明陽奉陰為，從不真心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是“百分百的布爾什維克”，結果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

馮雪峰跟博古之間的這場沖突，距今也有85年，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經非常清楚：一，王明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右傾觀點是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才系統形成的，但由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抵制并未造成全局性的影響。博古當時受王明影響很深，但他跟雪峰之間的論爭還未構成路線斗爭，只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期黨內認識不同而引發的爭論。事實證明，雪峰的觀點是正確的，比較符合毛澤東的統一戰線主張。二，1937年2月至8月，國共之間先后進行五次談判。博古和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是中共談判代表團的成員，同時擔任新華通訊社社長。馮雪峰當然可以陳述自己的意見，但拍桌子畢竟是不冷靜的，事后馮雪峰又回到義烏老家去寫小說，當然更是違反革命紀律的行為。據胡愈之回憶，當時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曾批評雪峰：“雪峰這樣子不對，談判還未成功，怎么就說是投降呢？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產黨員，怎能自己說跑就跑掉？組織紀律呢？他說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產黨嗎？”（《我所知道的馮雪峰》，見《回憶雪峰》，第7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據馮雪峰的子女回憶，1943年6月，周恩來總理針對這件事對雪峰說：“當時你的觀點是對的，但是你的態度是錯誤的”。（包子衍：《雪峰年譜》，第9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1976年1月31日，即農歷丙辰年元旦，馮雪峰因肺炎導致心力衰竭病逝。逝世后三年，的1979年11月17日，馮雪峰同志追悼會在北京舉行。葉劍英、鄧小平、陳云、宋慶齡、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新華社報道中稱贊他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和作家、詩人。

（《回憶雪峰》，中國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