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剛剛成立，周恩來即以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身份受命組建政務院及其所屬機構。周恩來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才能，殫精竭慮，在極短的時間內，組建成首屆“內閣”。在新中國初期，為政府順利推行各項工作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一、周恩來受命“從速組成各級政府機關”

在揭開中國輝煌歷史嶄新一章的時刻——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用洪亮的聲音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于本日在首都就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并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級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

這一莊嚴的任命，是周恩來從少年時代開始，為“中華之崛起”、“騰飛于世界”而付出的大半生年華、歷盡艱辛的歷史必然，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心意所向，眾望所歸。根據新中國成立前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的薄一波回憶，他于1948年初夏，向中央工委負責人劉少奇、朱德匯報工作時，建議應該趕快抓經濟工作，朱德同志說：快啦!咱們的周恩來快來了。他是個管家的，他會把這個事情辦好。”最后加重語氣說，“他這個人，歷來是管家的，是個好管家。”

◆左二起：周恩來、師哲、米高揚。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伊·米高揚于1949年2月初，受斯大林委派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國革命形勢，同周恩來接觸會談之后，感慨極深地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說：“你們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是當總理最合適人選。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你們有這樣一位好總理真幸運!”時隔不久，毛澤東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指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

“思考事物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敏捷有如電火行空”的周恩來，受命擔任開國總理之初，從組建政務院開始，就顯示了他的總理國務、管理國家的杰出天才，尤其是創建首屆政府的卓越功勛，以其前無古人的輝煌一頁載入新中國的史冊。

二、周恩來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新政府”

當歷史進入1949年的時候，在全國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已經確定無疑的情況下，周恩來同志就和來華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過成立新政府的總體規劃與設想。為了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見，周恩來同志在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前向政協代表作的《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又專門論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建方案，他鄭重指出：“關于政府組織問題，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系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下面分設許多機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分工的。”“主席下面的組織，首先是政務院，其他還有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署。”“政務院底下，設有三十個單位，這個數目看起來很不少。清朝只有六個部，后來又分為八九個部，北洋軍閥政府的國務院，也只有八九個部，但每個部下面卻設有許多機關。有些機關連部長也管不了，直接由最高當局來指揮，造成官場上互相沖突、互相牽制的現象。這種情形，我們新中國是不允許的，所以政務院下設有三十個單位。事實上蘇聯今天有六十個部，比我們更多，當然我們也不是模仿蘇聯，一切還是由本身的需要出發。”這一構想雖是初步的，但是卻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的中國特色內涵：其一是繼承中共一貫實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周恩來起草的《憲法大綱》宣告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與1937年9月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及1948年8月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等人民民主新政權的經驗；其二是批判繼承中國歷史上的舊政府機關模式；其三是從中國“本身的需要出發”，既學習蘇聯，又“不是模仿蘇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預示著新中國即將誕生。

按照這一思路，周恩來正式接任開國的政務院總理之后，就以徹底破除舊中國的封建、軍閥、官僚的腐敗政府的弊端為前提，堅持一切都從當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本身的需要出發”，本著精簡、統一、高效、廉潔的原則，在原華北人民政府的基礎上，組建嶄新的管理全國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務院及其所屬機構。對于當時的“需要”，周恩來總理明確指出：“重點在于財政經濟，其次是文化教育。”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周恩來和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研究，草擬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機構和政務院所屬各委、部、院、署、行負責人人選方案；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然后召集有55名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對政府各機構負責人方案進行了廣泛的協商，聽取了各種修正意見；再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聯席會議確定了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名單；最后，于1949年10月19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正式任命4名副總理、15名政務委員、1名秘書長和政務院所屬30個委、部、院、署、行的正職的主任、部長、院長、署長、行長等。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在政府機關中體現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理論與實踐。早在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進入北平前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就提出，社會界代表人物，特別是知名的黨外人士，“過去就和我們合作共事，今天勝利了，他們更高興了，他們急于想見到我們。他們也在考慮今后怎么辦?成立新政府以后，他們能安排什么工作等等。關于黨外人士如何安排工作的問題，我們到北平以后，還要召開各種會議征求意見，進行協商。”毛澤東同志當即表示：“我贊成恩來的意見。對作過貢獻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應該在政府里安排適當的職務。”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周恩來做了大量的平衡與協調的工作，他特別重視挑選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社會賢達、無黨派民主人士等非共產黨優秀人才，在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中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在政務院的四位副總理中（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陳云），共產黨員二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各一人；21名政務委員中，共產黨員10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11人；各部院、行、署負責人93人中，共產黨員51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42人。許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動，紛紛稱贊道：“周總理不愧為‘周’(指考慮問題周到、完備)總理啊!”對此安排，黨內高級干部也十分欽佩。陳毅同志曾對薄一波同志說：“周總理平衡這個班子的功績是，既照顧到解放區的各個方面，也照顧到延安；既照顧到各黨各派，也還照顧到被安排人的資歷、職業和他的能力。”

從l0月1日正式任命算起，周恩來總理以21天的高速，就把政務院的人事全部安排就緒了。在此基礎上，周恩來總理于10月21日主持召集了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正式宣告政務院成立，總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下屬機構的負責人全部正式就職，并于11月1 日正式開始辦公。

三、周恩來開創民主執政先河的“政務會議制”

為了使政務院及其所屬委、部、院、署、行都能成為廉潔、高效、全心全意為人民辦事的新型政府機關，周恩來總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堅持民主執政，創造性地實行了“政務會議制”，同時實行了與之相配套的政務委員會的分口管理制。

“政務會議制”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由總理和4名副總理及秘書長與15名政務委員組成的政務會議，每周一次。從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一年內共開了55次。其主要職能是討論通過政務院的重要決策、決議、命令和人事任免事項，研究和決定日常的重要工作。周恩來總理把這種會議制看作是聽取各方面意見、集思廣益、妥善地作出決策的重要形式，一般都由他親自主持，啟發與會者人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最后作結論性講話。據當時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的孫起孟回憶：羅隆基先生對于有些會議不樂意參加，覺得沒有多大意義，而政務會議在他心目中卻大不相同，不論怎么忙，身體怎么不好，總要參加，有一次還抱病參加政務會議。這是為什么呢?羅隆基先生講了自己的親身感受：“不是政務會議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興趣，也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講話我都喜歡聽，而是有一點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務會議上，周總理總有一篇講話，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對我就像上了一次大課，所以我舍不得不來。周恩來的講話見解精辟，綱舉目張，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領導人所達不到的。” 這一肺腑之言，證明了周總理主持政務會議、發表重要講話，的確收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應。周總理自己也說過：“為什么政務會議每個星期要開一次呢?難道我也閑著沒事干高興每個星期開一次會嗎?不是的。是有好處的。”“政務院的政務會議每星期召開一次，有關文件等也交非黨人士審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們修改。這樣不但不會動搖我們的政策，而且還會完善我們的政策。”所謂好處，從根本上說，就是適應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治的需要，真正按照《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主集中制，高效地妥善處理國家各項事務。

◆1950年，周恩來和朱德在會議休息時交談。

另一種政務會議，是上一種政務會議成員加上各委、部、院、署、行的負責人參加的政務院擴大政務會議，共有40多人，討論一般政策，報告一般工作。

對于政務院的歸口管理問題，周恩來解釋說：“政務院不可能經常領導這三十個單位，所以下面設三個委員會協助辦理。”負責歸口管理的三個委員會分別由三位副總理兼主任，即由副總理董必武擔任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下轄5個部門；由副總理陳云擔任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下轄16個部門；由副總理郭沫若擔任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下轄6個部門。至于廉政監督問題，周恩來總理說：“政務院下面設立人民監察委員會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監察制度，監察行政部門，如公務人員是否執行政府的決議和政策，是否有貪污腐化等情形。”

四、周恩來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政府”的奇跡

新誕生的這樣一個僅有201名領導與工作人員的新中國“首腦部”，面臨著千頭萬緒、百端待理的嚴峻形勢，能否在接收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的基礎上，管理好、建設好世界人口之最的大國呢?這是當時國內外的各種人士共同關心和擔心的世界難題。然而周恩來總理以其驚人的精力和才智，創造性地領導和依靠德才兼備的各位副總理、政務委員和委、部、署、行等各部門領導及工作人員的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的努力，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出了一份滿分的答卷，創造了中國政權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

對于政務院組建后的工作，周恩來總理概括說：“緊跟著就是樹立國際陣營；等到毛主席由蘇聯回國，當時物價波動，必須用全力來統一財政，穩定物價。不這樣，就不會有一年半工作的發展，就做不到三年恢復，十年發展。”同時，他又多次說過，“人民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和保障經濟建設。”為了強化政務院的經濟領導部門，把原成立于1949年7月的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又作為政務院的財政經濟委員會，兩塊牌子一套班子，以領導經濟工作的“能手”陳云副總理兼主任，經濟內行領導薄一波和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為副主任，政務院下設的30個單位中，屬于財經方面的有財政部、貿易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人民銀行等16個部門，占總數的50％以上。

◆《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

在領導新組建的政務院的工作中，周恩來特別重視建設為人民辦事的服務型新政府。他運用通俗而又精辟的“做事”一詞，闡明新政府工作人員同舊政府官員“做官”的本質區別。他動員始終奉守“不為官吏”為立身原則的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擔任政府公職時，充滿敬意地對著比自己大20歲的老人說：“這不同于舊社會做官?，F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各黨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有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臺唱呢?”新的政務院的95名工作人員剛剛到職，周恩來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議室召集全體人員會議，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著重闡明了政務院與舊官僚機構的本質不同。他說：“中南海是過去的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這個黃圈圈里都是穿黃馬褂的人，是個與民隔絕又統治百姓的禁城?，F在解放了，我們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黃圈圈’，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當真正的人民公仆，為人民服務，為中央人民政府服務，及時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傳達下去，把初建的國家建設好。”

◆晨曦初照，周恩來在工作。

有關政府工作人員的廉政、勤政、高效的作風建設，周恩來總理是一致公認的身教重于言教的偉大楷模。他有許多是“無字之書”、“無書之論”。曾擔任過政務院下屬的一個部的副部長段君毅回憶說：“周總理考慮問題總是想得很周到、很細致、很深遠，總要事必躬親。他既抓政府工作的大政方針的制訂，又親自過問和處理大量具體事情，周總理是這樣一個工作作風。所以每當我們向周總理匯報工作時，總要事先準備一個很詳細的匯報提綱，而且對所匯報的事情都要一件一件地查實，不能馬虎。”當年周恩來的秘書楊超曾有這樣一段回憶：“我們在辦公室中，總理床上安著電鈴，他一按電鈴，我就去了。他指示一條二條三條，我記下來趕快去辦。”有關廉政方面的問題，周恩來不但多次闡述，設置人民監察委員監督檢查，而且用公文的形式作出專門規定。1949年11月1日就政務院一些部門大量購房，有的甚至高價搶購，引起北京房價猛漲一事，周恩來專門簽署通令，規定：“所屬各部門凡需購房，均須向政務院呈報房屋情況和價目，經指定機關審批始得購買，否則以違法論。”為了儉樸過好新年和春節，這年12月30日，周恩來主持第13次政務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新年春節期間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不得宴客、收送禮物和相互拜年的規定》。

正是由于這樣，建國后的各項工作，尤其是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在短短的三年中創造出奇跡般的成就。到1952年底，在對內完成解放戰爭、對外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情況下，全國的財政收入已經完全平衡，物價已經完全穩定，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部恢復和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糧食總產量三年共增長45％，比歷史最高水平高9％；棉花總產量三年增長2.4倍，比歷史最高年產量高一半以上；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長1.45倍，交通運輸全面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也隨之有了顯著改善，整個國民經濟都取得了恢復和發展的偉大勝利，為全面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