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的下午2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80里的黑茶山失事，機上17人均遇難。這起空難一度迷霧重重，后終獲得確鑿證據，但目前真相仍鮮為人知事情要從事發的5年前說起……

?1941年國民黨反動勢力不顧抗戰大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到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重兵包圍和襲擊，這便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大量曾浴血奮戰本九死一生的抗戰英雄兒女，竟然犧牲在蔣逆國民黨反動派手里，或被俘關進集中營備受折磨摧殘，葉挺在與國民黨反動派交涉時被敵人無恥扣押。

獄中，面對蔣逆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葉挺將軍展現出作為革命者的高尚氣節，不屈于反動派的淫威。

他在囹圄之中寫下了題為《囚歌》的不朽詩作，慷慨地寫下“在烈火與熱血之中得到永生”的豪言壯語。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為了掩蓋發動內戰的野心、也為了給發動戰爭爭取時間，蔣逆公然撒謊欺騙世人，故意向延安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主席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

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為了戳穿蔣介石的陰謀，毛主席在周總理、張治中和美國大使赫爾利等人陪同下，義薄云天、大義凜然前往重慶，勇赴“鴻門宴”。

這次談判在我方真誠和談又揭開蔣逆畫皮之外，中共中央還就被關押的葉挺將軍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了嚴正交涉。

經過我方代表的堅持談判，蔣介石同意了釋放葉挺將軍。

被關押了五年的葉挺將軍終于得以重獲自由，在獲釋的第二天，他便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兩天后，中共中央向其發來了回電，稱贊了他曾經在民族解放事業中做出的貢獻并正式恢復了葉挺的黨籍。

1946年4月6日晚上，葉挺將軍接到了中央來電，讓他前往延安參加會議。

當時重慶到延安的交通并不便利，如果坐車的話要幾天時間才能到達，這樣就趕不上會議了。于是，葉挺找到了留在重慶參與談判的王若飛。

重慶談判時的王若飛（右）

當時，重慶談判已經結束，在國共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后，毛主席已回到延安，而王若飛作為中共代表留在重慶繼續與國民黨方面進行接觸，按照協定內容促進政協會議的召開。

在當年1月份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后，陪都各界人士為慶祝政協的順利舉行而在校場口廣場召開了成功大會，不想卻招到了國民黨特務的密謀破壞。

在會場上中統特務將包括李公樸、郭沫若在內的各界人士打傷，制造了“校場口慘案”。周恩來、馮玉祥等人趕到后，暴亂才得以被制止。

校場口事件使得原本就撲朔迷離的局勢變得異常緊張，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政協、踐踏人民民主權利的險惡用心暴露無余。

國民黨當局還公然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和《東北停戰協議》，使得局勢愈發嚴峻。

李公樸

在這樣的情形下，王若飛、博古等人決定于4月8日乘飛機回到延安向中央匯報情況，而葉挺將軍正好可以和他們一起回到延安，以趕上黨中央的會議。

王若飛也欣然帶著葉挺將軍及其妻兒登上了美軍的C－47運輸機，一同前往延安。隨行的還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工運著名領袖鄧發等人。

當時重慶到延安一帶的天氣狀況并不太好，部分地區天氣還很惡劣。但因為情況緊急，王若飛和葉挺一行人也不得不迎著這樣的條件前行。

當時的飛機駕駛員是有著三千個小時飛行經驗、曾是飛虎隊員的美軍飛行員蘭奇上尉，同時還有三名他信賴的美軍上士作為機組人員，在理論上眾人的安全抵達還是有保障的。

然而，無論是飛機上的17人，還是在延安等待著他們到來的黨中央都沒想到，一場災難即將到來。

葉挺一家

在飛機抵達西安后，稍停了一下進行加油，便繼續開往延安。當時的延安烏云密布，陰雨綿綿，大風與濃霧交加。

在飛機飛到延安上空時，因為氣流的影響開始劇烈抖動，蘭奇上尉操縱著飛機在風雨中維持穩定，準備降落。

而在延安的東關機場，毛主席、朱總司令等領導人于下午一時趕到，準備迎接葉挺將軍的到來。

一同前往機場的還有飛機上乘客的親屬，包括博古的愛人張越霞及其侄兒等人，此外還有延安的不少百姓都紛紛趕來想要一睹被關押已久的葉挺將軍的風采。

在蒙蒙細雨中，人們急切地等待著。大約一個時辰之后，遠處傳來了飛機引擎的轟鳴聲，毛主席等人認為是葉挺將軍所在的飛機快要抵達了，都露出了欣然的笑容。

然而，那轟鳴聲沒響多久，便由近而遠地逐漸變小，直到消失不見了。

圖|1946年5月3日，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共代表團遷來南京

疑慮與不安一時籠罩在機場的人們心中，但眾人還懷抱期望地等待著?？紤]到當時延安的天氣狀況，黨中央領導人認為飛機有可能因氣候原因而返回西安或重慶了。

不死心的人們在雨中一直等到下午四點，依然沒能見到飛機的影子，才不得不散去。

毛主席派人向西安和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發電報詢問葉挺一行人所在的飛機是否返航?；氐酵跫移汉?，毛主席與朱總司令充滿焦慮地踱來踱去，思考著各種原因。

而在下午五點，西安方面發來了回復，告知飛機并沒有返航。這更加引發了毛主席的不安，因為飛機若是要返回重慶，也是要經過西安的。

葉挺

而在重慶那邊，作為葉挺將軍好友的周恩來得知此事后也感到了焦灼不安。周恩來曾與葉挺在革命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皖南事變葉挺被扣押之時，周恩來曾飽含悲憤地寫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題詞來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為葉挺將軍鳴冤。

周圍的工作人員安慰周恩來說，也許飛機未到達延安，已經在其他地方迫降了。

事實上若葉挺將軍未出事，這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了，因為時間已過去了一兩天，飛機已不可能還在天上飛行，否則的話早已燃料不足了。

然而，經過解放區附近居民的搜尋，最終還是傳來了令所有人都不愿意聽到的噩耗。

山西興縣的黑茶山地區的區委書記報告，在黑茶山發現了一架疑似C47的飛機殘骸。黨中央立即派人和美方人員一同前往黑茶山調查。

當年國民黨裝備的C-47

據當地群眾反映，在4月8日當天下午兩點過，黑茶山一帶布滿黑云，大雨滂沱，附近的村民先是聽到一陣轟鳴聲，然后又聽到了似乎是爆炸的聲音，便不再聽到有任何響動。

當時的村民很驚慌，不敢上去查看，直到第二天才告知區委書記。區委書記隨后便帶著民兵上去查看，發現了那架被燒毀的飛機。

調查人員經過排查飛機上的遺物，發現了飛機乘員的名單，經確認這就是葉挺將軍所在的C47飛機。

最終調查人員悲痛地在報告中指出，包括葉挺將軍一家、王若飛、博古和鄧發以及美軍機組人員在內的17人全部不幸遇難。

消息一出，舉國震驚。在延安，毛主席和眾多同志們無不為之嘆惋，這次事故令中共失去了數名好同志。

圖|王若飛，葉挺，秦邦憲，鄧發等同志罹難

而當周恩來收到延安方面傳來的電報，獲知這一不幸的消息時，頓時泣不成聲，向來從容的他為這位逝去的戰友留下了眼淚。

對于這起事故，國民黨方面給出的解釋是：“當日的天氣條件惡劣，飛機又遇到了迷霧，因而導致飛過了延安，駛往了山西，并撞到了黑茶山的側峰，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這一說法看似是合理的，因為當時的天氣狀況確實不好，不僅是延安，在黑茶山地區還下著雨夾雪，導致飛行能見度很低，因此撞上山峰也似乎說得通。

但是，對于國民黨方面的說辭，周恩來卻持懷疑態度。畢竟，葉挺將軍才剛剛獲釋，重新入黨就遇此事故，未免讓人生疑。

而且當時機場的人明明都聽到飛機的聲音了，卻一轉眼在黑茶山發生了這一事故，同樣讓人懷疑。

失事的飛機

事實上，調查人員也在報告中指出了一些疑點。飛機本來是從西安向延安飛行的，應該是向北行進，結果在到達延安后卻出現在了東北方向的黑茶山上。

黑茶山有2000公尺高，而C47飛機是可以飛到6000多公尺高的，擁有豐富經驗、佩戴有飛虎臂章的蘭奇上尉為何沒能避開山峰呢？

根據調查，飛機所撞擊的地方并非山頂，而是位于黑茶山東側的一塊巨石，上面可以看到清晰的撞擊痕跡。

倘若飛機再飛高一兩米，便能躲過撞擊，只是當時的雨霧天氣造成了很低的能見度，飛行員也無法看清周圍情況。

盡管沒有發現人為制造爆炸的可疑跡象，但兩個疑點還是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周恩來等黨中央的同志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在飛機的儀表上動了手腳，以導致儀表失靈、通訊中斷，最終迷失方向，在黑茶山墜毀。

1946年4月，毛主席為"四八"遇難烈士題詞

盡管有著這樣的懷疑，但當時由于機體已毀，沒有確鑿的證據，而國共雙方此時還為了國家的統一、和平處于談判之中，所以黨中央沒有繼續追究。

在當時的新華社報道中，將此次事故報道為“想系在濃霧中撞山失事”。

但“想系”二字表明了中共方面對此事持保留態度，并沒有完全認同國民黨的說法。

當年哀榮備至的悼念情況

“四八空難”發生以后，葉挺將軍、王若飛等烈士被安葬在了延安東關機場西北角，中共中央與延安各界人士為遇難的人員舉行了莊重的追悼會，各地群眾們紛紛為烈士們哀悼。

毛主席為葉挺將軍題詞，稱其

“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周恩來也題詞道：

“黑茶山頂，延安河邊。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運靈過程中沿途干部群眾紛紛祭奠并爭相抬運烈士靈柩

空難發生后，中央決定將烈士遺體從黑茶山運往嵐縣機場，再轉運延安。

遵照中央這一指示，根據晉綏分局的安排，興縣行署立即派人運送遇難者遺體。

抬運烈士靈柩的場面十分隆重，十分感人。在黑茶山到嵐縣機場的運靈過程中，沿途的群眾紛紛祭奠并爭相抬運烈士靈柩，以報答這些幫助窮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們感慨地說：“和平停戰，就是這些恩人給老百姓辦的好事。”抬靈柩的隊伍一程換一批人，許多群眾都不愿讓別人接換，隊伍有時集結到500余人。沿途群眾徹夜不眠，靈柩過處，成千上萬的群眾跪伏道上，攔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靈柩經過賀家灣時，已是深夜11點多了，運靈的人們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見她偕同兩個小女孩提著酒捧著供品，在寒風中佇立街頭等待祭奠，為了等待烈士亡靈，她們一家已經在此等候一個時辰。

從黑茶山下的莊上村到嵐縣機場，在長達150多里且崎嶇難走的山路上，沿途各村口都搭起了祭奠烈士的牌樓；運送17位殉難者的靈柩僅用了20個小時；沿村參加抬棺的群眾多達6000余人。

4月17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在嵐縣機場舉行了隆重的公祭。

4月18日下午1點鐘，由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譚政文等人護送，飛機載著王若飛等烈士及美籍機組人員的遺體抵達延安。

中共中央領導人及各界代表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林伯渠、徐特立、朱寶誕、蔡暢、楊尚昆等率萬余人肅立機場接靈。當飛機緩緩著陸、烈士的遺體從飛機上抬下來時，哭聲、哀樂聲匯成一片。

劉少奇等圍著遺體邊走邊抽泣，一直跟到靈堂，看著遺體分別入殮。

朱德看到烈士遺體粉碎的慘狀，放聲痛哭，在警衛人員的攙扶下緩緩走出靈堂。

當朱德知道葉挺沒有將軍服時，馬上取出國民黨發給他的一套將軍服給葉挺穿上。

這天一整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員及各單位黨的負責人輪流堅持守靈。

延安悼念“四八”烈士以致萬人空巷

得到王若飛等同志遇難的確實消息后，4月12日，由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共26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其中包括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德懷、陳紹禹、林伯渠、徐特立、賀龍、張云逸、蔡暢、習仲勛、李鼎銘、續范亭、劉少白等。

邊區參議會決定，休會一日，通令全邊區降半旗三日，停止娛樂活動一月。

4月13日，延安 《解放日報》 發表題為 《痛悼死者》 的社論，社論說：“中華民族偉大的愛國者—— 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諸同志，中國教育界的先驅者、人民真摯的朋友—— 黃齊生先生諸位，不幸于4月8日因飛機失事而殉難！這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極沉重的損失！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正如我黨公告所說的，都以最大的悲痛，哀悼這些偉大戰士之死……”

該報還用一個整版刊登了王若飛等同志的傳略。

4月15日下午2時，中共中央在延安黨校大禮堂舉行干部大會，悼念“四八”被難烈士。大會推選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德懷、林伯渠、賀龍、習仲勛、徐向前、蔡暢等15人為主席團成員，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動。

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和非黨干部2000余人以及秦邦憲的夫人張越霞、鄧發的夫人陳慧清、黃齊生先生的孫女黃曉芬等烈士遺屬參加了悼念活動。

朱德、劉少奇、康生、張云逸、李鼎銘、劉少白、劉文清等先后在悼念大會上講話。會后，治喪委員會舉行會議，研究治喪的有關事宜。經過認真研究，會議作出三項決定：

19日延安各界將舉行公祭追悼大會和遺體安放儀式；烈士墓地選擇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側、清涼山下的飛機場旁，修建烈士陵園；延安 《解放日報》 編輯悼念“四八”被難烈士?？?。

4月19日上午10點，延安各界3萬多人在東關飛機場又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祭悼“四八”烈士，并公葬諸烈士。大會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楊尚昆主持。

會場兩邊，懸掛著中共中央的醒目挽聯：

天下正多艱，賴斗爭前線，堅持民主，驅除反動，不屈不撓，驚聽兇音哀砥柱。

黨中留永痛，念人民事業，惟將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爭勝利為英靈。

在可容納數萬人的廣場上，周邊還懸掛著許多挽幛和挽聯。延安周圍數十里的群眾，天不亮就起身參加追悼會。10時許，載運美軍蘭奇上尉等4位機師遺體離延飛渝的兩架專機，在空中盤旋一周志哀后向南飛去，悼念公祭活動隨即開始。

主祭人為朱德、劉少奇，陪祭人為林伯渠、賀龍、張云逸、黎玉、薄一波、鄧子恢、李鼎銘、劉少白等。與會者全體脫帽肅立，禮炮連發24響，山鳴谷應。

靜默志哀時，哀樂聲在肅穆的氣氛中奏起，挽歌隊唱著沉痛的挽歌。群眾行列里，十班民間吹手，用嗩吶和銅號吹奏著沉痛的哀樂。

林伯渠向悼念者報告了空難烈士生平事跡后，朱德、張云逸以及工人運動代表朱寶庭、勞動英雄吳滿有分別致詞，遺屬代表張越霞發言。

12時05分，哀樂復起，裹覆著紅色氈呢的靈柩緩緩移出靈堂，朱德、劉少奇親隨執紼。到場送靈的群眾排隊跟隨靈后，整齊肅靜，形成了長達五六里的隊伍。

13時30分，靈柩徐徐落入墓穴，中央領導同志及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銘紛紛輪流為每一烈士奠土，葬儀極盡哀榮。墳頭上，樹起了墓碑、木欄，周圍栽植了松柏，為“四八”烈士建起了陵園。儀式結束后，悼念群眾仍依依不忍離去……

同日，延安 《解放日報》 特辟追悼“四八”被難烈士?？?，刊登了毛澤東的 《向四八被難烈士致哀》、朱德的 《完成死難者所遺下的事業》、劉少奇的 《痛悼我們的偉大的死者》 等中共領導人撰寫的悼念文章，刊登了

毛澤東的手跡“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朱德的手跡“為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而犧牲”、劉少奇的手跡“把給予我們偉大死者的悲痛，變為積極的力量，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

毛澤東主席在悼文中寫道：“親愛的戰友們，不朽的英雄！數十年間你們為人民的事業做出了轟轟烈烈的工作，今天，你們為人民的事業而死，雖死猶榮！你們的死，是一個號召，它號召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將繼承你們的遺志，繼續奮斗，直到勝利，

決不懈怠，決不退縮！”

重慶的反響和各種悼念活動也是空前隆重

空難后，首先向大后方讀者披露此事的是重慶 《大公報》。該報11日在二版就刊有王若飛等人下落不明的消息：

“中共代表王若飛、秦邦憲8日乘美軍專機由渝飛延。至陜西附近上空時，無線電忽失聯絡，迄昨晚尚無消息，下落不明。美軍曾派機四處尋覓，亦未發現蹤跡。”

這引起讀者極大關注，人們紛紛到中共代表團駐地核實消息。

4月13日，重慶各報紛紛刊登新華社的電訊，報道了王若飛等人空難的消息。重慶 《新華日報》 刊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聯合具名的 《訃告》，正式向社會各界報告王若飛等遇難的消息：

“本黨中央委員王若飛同志、秦邦憲同志，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同志……于本月8日乘美機由重慶因公赴延，不幸因氣候變化，方向迷失，在當日下午于山西興縣東南之黑茶山遇險機焚，與美軍機師4人全體遇難。

若飛諸同志正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實現，竭精殫思，奔走呼號，不遺余力，竟以飛機遇險，一時俱喪，不僅本黨之重大損失，實亦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不幸。

哀痛之情，匪可言宣，除另擇期舉行追悼外，特此訃告，即祈，矜鑒。”

一時間，重慶中共代表團駐地成為山城關注的焦點，駐地周圍的大街小巷車水馬龍，中共代表團的同志輪流招待應接不暇的吊唁者。

前往吊唁的有國民黨和各黨派以及社會知名人士孫科、張群、邵力子、譚平山、于右任、張瀾、王云五、傅斯年、張西曼、郭沫若等數百人。

4月15日，陪都重慶各界追悼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諸先生大會籌備會組成，并發布“啟事”，宣布4月19日舉行追悼大會?；I備會發起人共有119人，其中有孫科、張瀾、陳立夫、張群、王寵惠、于右任、鄒魯、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等。重慶 《中央日報》、《新華日報》、 《大公報》 等均刊登了籌備會“啟事”。

4月19日上午9時，重慶各界追悼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諸先生大會在重慶青年館舉行。一清早，各黨派負責人和各界群眾從市區或郊區如潮水般向青年館涌來。青年館門口的街道上，豎立著兩塊蒙著白布的牌坊，橫書“陪都各界追悼王秦葉鄧黃諸先生大會”幾個大字，在街道兩旁的墻壁上，張貼著無數的挽聯和挽詩。

大會由李公樸先生主持，張瀾主祭，孫科、邵力子、吳鐵城、褚輔成、沈鈞儒、陳銘樞、王云五、周恩來陪祭，孫科、周恩來、邵力子、羅隆基、王云五先后致悼詞。

孫科說：“王若飛、秦邦憲兩先生到重慶來是為了促進和平民主團結。我們的見解雖有不同，但和平民主的事業是共同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在這個共同事業尚未完成之前先離去了，這使我們悲痛。但同時也使我們覺得加重了負擔，我們后死者必須完成這個工作，才能安慰死者。”最后，由董必武致答詞，感謝社會各界對烈士的悼念。

在追悼會上，周恩來再次痛哭失聲，流著淚報告了遇難諸烈士的生平事跡。同一天，周恩來懷著無比悲憤的心情，奮筆疾書寫出題為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的文章，發表在4月19日的重慶《新華日報》 上。

周恩來在文章中歷數各位先烈為中國革命殫精竭慮、大公無私、前仆后繼的偉大精神，動情地說：“抗戰勝利后，若飛等同志為中國的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事業，努力奮斗，奔走呼號，從未息止。

雙十國共會談紀要、政協五項決議、停戰協定、整軍方案，直至3月27日的東北停戰協定，都有著若飛同志的共同籌劃以及其他同志的后來參加，尤其近兩月來，為保障人權，為保護政協五項決議，為堅持憲草修改原則，為反對破壞停戰協定，若飛、博古兩同志更站在斗爭的前線，與一切破壞分子的反動陰謀做最堅強的搏斗。

4月8日飛回延安，也正是為保護政協決議，堅持憲草修正原則而向我黨中央報告和請示的，不幸竟遭大難。你們是為國奔波，為人民事業奮斗到最后一口氣的。你們的功績，在人民歷史中，將永垂不朽！你們的精神，激勵著千百萬群眾、黨員跟隨你們的奮斗目標，補上你們的崗位前進！”

在重慶的各種悼念活動結束后，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聯合具名在重慶 《新華日報》、《中央日報》 上刊登《鳴謝啟事》：

“此次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諸同志暨黃齊生先生等，因公返延，同機遇難。于消息未證實前，即承各界人士函電紛馳，關懷備至；迄兇耗傳來以后，或辱臨吊問，或文字賜唁；19日陪都各界舉行追悼大會，復蒙恭親致祭，并賜哀誄挽詞花圈等物，以慰為國犧牲者之英靈，高誼隆情，不勝哀感！恩來等謹當承王秦諸同志之遺志，繼續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奮斗到底，以答諸先生之盛意。祈以猬務羈身，不克踵謝，特此登報，藉伸謝悃。”

歷史鐵證讓真相大白于天下

對于這一有些蹊蹺、疑團重重的空難，中共有關方面及人員一直以來都未曾放過追查事情真相的努力。

1951年6月，周恩來在接見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大時就曾說：“關于你爸爸的座機為什么會失事，過去說是飛機遇濃霧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們的人，其中還有我們黨的王若飛、秦邦憲、鄧發那樣的重要負責同志，當然還有你們的父親葉挺同志。

葉將軍被國民黨關了五年，可他一出獄就給黨中央寫信要重新入黨。蔣介石是很生氣的，老蔣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時間很長，了解他的個性。他為排除異己，利用特務做手腳很容易的。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在機場迎接的人們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么飛機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了，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么！”

作為葉挺長子的葉正大將軍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航空專家之一，參與過多種型號的飛機設計。

他當年被告知父母弟妹飛機失事后，受到極大的刺激！

葉正大當時便立志要制造出安全性更好的飛機，后前往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成為一名優秀的航空專家，為新中國航空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葉正大

在聽了周總理的一番話后，通過自身對航空系統的研究和周總理的分析，他也對當年的事件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葉正大將軍認為，“四八空難”前飛機從重慶到西安加油后再前往延安，這期間飛機與地面的無線電通訊都一切正常，而且中途是有人登機檢查過的，在延安機場的人們甚至都能聽到飛機的聲音。

而問題就出在飛機著陸前，此時國民黨特務所做的手腳起作用了，飛機沒能降落到延安，反而飛往了東北方向的黑茶山。

葉正大也認為國民黨特務借著檢查飛機的機會在羅盤與高度儀上做了手腳令其失靈，這才使得原本能飛6000公尺高的飛機撞上了2000多公尺的黑茶山山峰。

而且，在機體殘骸找到的遺物中，有一份關于迷失方向的電報稿，可以知道當時的機組人員已意識到飛機的迷航，可以判斷就是國民黨特務在西安時破壞了飛機的儀表設備，以致慘劇發生。

葉正大

不過因為當時條件太有限，未能找到“四八空難”中特務謀害的罪證，這也是周總理的一大遺憾。

但是工夫不負有心人，蒼天不負死難者。水落石出的一天終究會有的。

事發42年后的1998年4月18日，香港的 《大公報》 刊登了作者為顧逸之的一篇文章—— 《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

顧逸之，早年在周恩來、李克農的領導下工作，1946年暮春突發“四八”空難期間，他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四八空難”發生之后，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后事處理。

他給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在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其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其二，從4月8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云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其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復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為制造爆炸的可疑跡象。其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么飛到東北方向后，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接下來，顧逸之結合實地調查的真實情況進行合理分析說，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并不很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而操作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

各方面的考察推斷表明，必定是國民黨特務在儀表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表失靈，迷失航向。

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再重復一次葉正大將軍，根據以上這一切事實的分析，憑他多年對導航系統的研究與周恩來的分析，作出的判斷：

“第一，飛機從重慶出發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飛延安，這中間有人登機檢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區，一切飛行和地面無線電聯系都正常。隆隆的飛機聲延安機場都可以聽見了。正在準備著陸之前，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起作用了，使飛機不飛向延安，而‘竟飛到東北方向，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

第二，當時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卻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說，黑茶山的天氣比延安的天氣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飛機是撞在黑茶山側峰巨石上的，如果再飛的高一點，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飛機可以飛6000多公尺高，卻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顯然是國民黨特務利用檢查飛機時，在高度儀與羅盤上做了手腳，飛機的高度表和羅盤失靈了。

第三，在遺物中有一份關于迷失方向的電報稿，這就是說，當時飛機已意識到迷航，地面指揮也知道了飛機迷航。根據這三點分析，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國民黨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將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了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上，飛機飛向延安到達甘泉地區后，磁羅盤和高度表同時失靈，致使飛機迷失了航向的高度。”

那么，“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臺灣多年的

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于良心有所發現，鼓起勇氣道明了真相，給自己這個知情者也是歷史的罪人一個“死能瞑目”的靈魂慰藉，也給半個多世紀前深受其害而莫名其妙的遇難者以英靈的告慰，使他們可以真正瞑目了。

在1945年國共兩黨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國共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中國共產黨開展工作。

1946年4月，中共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

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空軍的通知之后，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便馬上電話通知了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

軍統的頭目得知這一情報后，便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的特工隊隊長杜吉堂。

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干，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得既漂亮利落又不容易被察覺。

其中有一位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出主意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這個妙招立即贏得了這幫特務的一致贊賞。

于是，這幫伸向中共要員的罪惡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擔任這次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

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懂得機修業務的特務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上午，載有博古、葉挺等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飛機準時飛離了重慶。該飛機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的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

在西安休息加油之后，飛機繼續按照正常路線向延安方向飛去。

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暗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于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

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面在下雪，山下面在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技術和經驗都相當老道的資深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梢?，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神奇地發揮了作用。

就這樣，搭載我眾多高級領導人員的C—47在一個特意的安排下，表面上神不知鬼不覺地突然就發生了事故，實際就是源起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暗殺陰謀。

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