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精神致力于歷史研究和文化傳承

——劉家和先生的學術品格

全根先

劉家和先生是飲譽海內外的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對中國世界史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開辟了當代史學研究的新境界。2023年4月22—23日，“中西文明比較研究暨劉家和先生從教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舉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馬駿先生出席并致辭，授予劉家和先生“大先生”榮譽稱號。會上，多位領導、著名學者出席并講話。筆者欣逢盛會，作《劉家和：一以貫之的理性精神》學術報告，并對幾位專家發言進行評議，受益良多。筆者認為，劉家和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杰出的學術成就，與他一以貫之的理性精神有密切關系。這個理性精神，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始終不渝、竭澤而漁的求真精神；二是求真而不排斥歷史的主觀性；三是認同文化的多元性和中華文化的某些局限性。正因為如此，他的歷史研究能超越政治或學術偏見，具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經得起時代和歷史檢驗。

理性是人的本質和共同特性

理性是人類所具有的一種本質和共同特性，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之一；而理性精神則是人類在歷史的長河中、在自然界生存和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精神文化。一般說來，理性精神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征：一是追求真理，堅信外部世界具有客觀規律性，而這種客觀規律性是可以為人類所認識的；二是崇尚科學，理性與科學是相通的，科學必須而且一定能體現理性；三是具有自主意識，不迷信權威，提倡實事求是。

在人類歷史上，理性精神的發育和成長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在西方，理性精神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公元前六世紀米利都學派的出現標志著古希臘神話時代的結束和理性精神的萌發，泰勒斯等人試圖從有形的感性事物中去尋找世界萬物的本原，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些都已超越了人類感性的局限性，顯示出理性的光輝。蘇格拉底認為，要從日常的具體事物中發展出普遍的、自在自為的東西，開啟了人們對理性的關注和發展進程，奠定了西方理性主義傳統的基本原則，被稱為西方“理性主義之父”。柏拉圖認為，理性是靈魂中的最高部分，邏輯力量是靈魂的最高屬性。人的認識只不過是人的肉體降生塵世后靈魂對理念世界的回憶。在柏拉圖哲學體系中，真、善、美與理性天然合壁，成為西方哲學的理性之源。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命題，將古希臘哲學中的理性主義傳統推向高峰。

古羅馬詩人、批評家賀拉斯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是西方古典主義理性原則的奠基人。在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神學統治以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重新肯定理性,反對基督教的神秘主義，以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則將理性作為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武器。啟蒙運動中，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高舉理性大旗,認為法律應當體現理性（孟德斯鳩），天主教是“一切狡猾的人布置的一個最可恥的騙人羅網”（伏爾泰）?？档抡J為，啟蒙運動的核心是人應該自己獨立思考，理性判斷。恩格斯說，這一時期理性成為裁判一切的真理標準，“宗教、自然、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識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1]

德國現代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著名的“軸心時代”命題。他認為，在“軸心時代”，人類的精神開始覺醒,中國、印度和希臘這三個地區的文明并行而獨立發展,自覺地進行歷史的創造,形成哲學的突破。老子和孔子是這一時期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們分別創立了道家和儒家學派。老子對“道”即客觀規律的探索和孔子的“仁學”思想，構成了此后兩千余年中華文明的精神底色?？鬃釉疲?ldquo;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孔子的“畏天命”，并非把“天命”作為一個人格神，而是對于超越于人事之外的客觀力量有所認知，“畏”的是知道人類自身的有限性，體現了清醒冷靜的理性主義精神，其“知其不可而為之”即是基于這一認識的理性選擇。

作為深諳東西方哲學的劉家和先生，則將理性精神始終如一地貫徹到他的歷史研究之中。

一以貫之、竭澤而漁的求真精神

理性精神在史學領域最主要的體現是求真。中國是一個“史學王國”，中華文化是全體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史學形成了許多彪炳千秋、傳承不衰的優良傳統，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歷史傳統，就是追求信史。秉筆直書，不僅是對史學家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學家的自覺追求?！蹲髠?middot;莊公二十三年》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后嗣何觀？”[3]《史記·三代世表》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4]均強調歷史的真實性?！稘h書·司馬遷傳》云：“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5]這是《史記》一直被視為中華文化經典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直書》中寫道：“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6]在他看來，即便如實直書有生命危險，為之獻身，也在所不惜，雖死猶榮。

劉家和先生認為，歷史是存在的，就存在于現實之中。就史學而言，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前提，沒有求真，根本不能成為史學。然而，求真其實是有難度的。他說：“這個真，尤其到古代歷史的時候，因為材料那么少，或者是迷茫的東西較多，我們是要追求真的，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真在哪兒？材料不夠，史學家可以有一個態度，我不說話嘛，不知道的先不說！甲骨文發現了以后，我再說話。”[7]他認為，史學家不能光憑想象，一定要根據材料，這是最根本的一個原則。周公《尚書·多士》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8]但是，由于文獻缺乏，人們并不清楚商代歷史究竟如何，也無從考證，甲骨文發現后，終于解開了歷史的一些迷霧。這是理性精神在史學研究中的一種體現和必然要求。

在數十年的史學研究生涯中，劉家和先生一直堅持探索歷史真相，可以說做到了竭澤而漁。20世紀50年代，劉先生寫了《論黑勞士制度》一文，將當時能見到的相關文獻幾乎一網打盡。郭小凌先生說，這篇文章至今仍是“華語世界有關古代斯巴達黑勞士制研究的經典之作。就史料的徹底性與論點的合理性而言，國內史學界至今仍無后來者。”[9]后來，劉先生研究印度古代種姓制度，帶著老伴金老師到國家圖書館查閱《大藏經》，對《阿含部》中有關印度種姓制度材料進行了徹底搜尋，相關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古印度史的必備參考文章。

求真而不排斥歷史的主觀性

歷史研究需要理性精神，需要求真，只有真實才能“經世致用”。在《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問題》一文中，劉先生指出：“什么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呢？概括地說，那就是既講究史學的經世致用，又重視史學的求真。”[10]在他看來，史學家固然應當求真，盡量做到客觀，然而史學畢竟是由人來做的，人總是有價值、有立場的，又受到個人知識的局限性，不可能將人的主觀性徹底排除。另一方面，主觀既可使人背離真實，又是史家逼近真實所不可或缺，“正是由于人們的主觀能力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限度以內，所以我們把握歷史之真的能力也總是有限度的。”[11]這種限度既是因為證據的不足，也是因為人的認識能力有限。

這里涉及到歷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即歷史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對此，劉先生有過精辟論述。他說：“歷史一旦成為史學研究的對象，一下子變成主觀與客觀的結合了，就是客觀的歷史和主觀的史學家之間存在一種關系。一旦成為史學，就是史學家是主體，作為歷史的存在，就已經作為歷史研究的客體存在，是這么一個關系。所以，史學必定有主觀精神，不能沒有主觀精神，也不能沒有客觀對象。史學本身就存在一個主觀與客觀的關系。”[12]因此，不存在純客觀的歷史學或史學著作。進一步說，史學既然可以“致用”，就不能排除為了“致用”而人為造假杜撰的可能。事實上，史書中“誣”（造假）這一丑惡現象并不鮮見。劉先生指出：“治史之大患在誣，其致用之大患亦在誣”，[13]要防止由致用而變為濫用，“不求真的‘史學致用’，不是真的史學的致用，而是假史學的致用或史學的濫用。”[14]人們在以史學致用時一定要有所自律。

史學家能不能沒有自己的觀點而純客觀地書寫歷史？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現代人類最好能夠放棄主觀。人類要是能到月球上去看，就可以做到客觀了。劉家和先生說：“人類要是真到了月球上，就會站在月球的立場上來說話，不會沒有立場的。月球就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人類對歷史，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段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因為這是無法消滅的史學家的主觀。消滅史學家的主觀，歷史也就完了。”[15]劉先生認為，史學中的主觀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是如何利用和把握好人的主觀性，盡可能做到客觀公允。這無疑是一種理性認識。

認同文化的多元性和中華文化的某些局限性

劉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經歷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從小就孕育了真摯而又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其漫長的學術生涯始終貫徹著一條主線，那就是學術報國。然而他的愛國情懷不是盲目的，而是經過理性思考的。他很早就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有弱點，并試圖從學術上追根求源，尋找解決方案。還在初中時期，他就感到：“我既要學中國的東西，這是我們祖國的文化，我不能忘掉它；同時，我又懂得了一件事，我們中國的文化就全好嗎？如果我們全好，怎么成了這樣一個狀況？我想，恐怕還是要睜開眼睛看世界，這是非常必要的。”[16]這也是他以后從事中外歷史比較研究的緣由所在。

在劉家和先生看來，中華傳統文化不是沒有缺點，而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他說：“西方到十八世紀康德以后，他們把歷史理性跟邏輯理性結合起來。尤其是黑格爾的《小邏輯》，他就是概念本身，從概念的純有直到最后概念分析。他這個是概念，還是純粹的、邏輯的，可以把他邏輯的歷史發展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理出來，從邏輯理性中提出歷史理性來。這就是邏輯歷史意志。黑格爾本人并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講的邏輯理性跟歷史理性是什么？他是概念的歷史，不是真正人類的歷史。馬克思的《資本論》是邏輯跟歷史的一致，是真正的邏輯理性與歷史理性的統一。所以，真正要做歷史理性的話，要接著馬克思做，不是接著黑格爾。但是，做的問題怎么樣，根據時代的變化在變化。”[17]西方為什么能從邏輯理性推出歷史理性，而中國沒有從歷史理性推出邏輯理性？劉先生說：“我們中國要大力地學習西方的數學和邏輯，不僅是學數學的人、學理工科的人要學，學人文科學的人也得有這個素養。”[18]我們要承認中華文化在某些方面不如西方，主動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之所長，這是我們應有的理性態度。

近代以來，中國世界史學科建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翻譯、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艱難探索過程，而“西方中心論”在史學領域長期居于統治地位，五千年中華文明總量被忽略或錯誤書寫。早在20世紀50年代，劉家和先生就下決心要寫出中國人自己的世界史來。另一方面，他要駁斥“西方中心論”，不是要用“中國中心論”來取代“西方中心論”，而是在求真精神的引導下，建立在理性研究的基礎之上，通過比較研究，實事求是的分析，力求寫出客觀公正的世界歷史。劉先生說：“世界是有共同規則的，但是又有具體特點，世界是多元的，都承認有各自特點。世界是從小世界變成中世界，再變成大世界。”[19]“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世界古代史，應該在世界古代史中體現中國，這才是一個合理的知識結構。你說人家‘西方中心論’，人家沒有寫你，這個責任具體應該由誰來承擔呢？中國人自己不做，難道讓別人來幫你代做嗎？所以，我就感覺到，我們應該自己做，這是我們自己的任務。我就覺得，這是我長期的或者是我畢生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寫出中國人自己的世界古代史。”[20]這是何等清醒的理性認識，為年輕一代歷史工作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如今，劉先生已經是95歲高齡的老人了，仍然時刻關注和思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每天堅持不懈地勤奮工作。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敬賦詩一首以頌之。

七律贊劉師

全根先

七秩煙云識變常，

依稀夢里少年郎。

恩師關切無書本，

學子風流豈楚狂。

史海耕耘猶越界，

中西比較似連疆。

壯心未已容顏改，

自惜光陰譜華章。

（注：詩中頷聯所寫乃先生少年故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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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漢）班固撰.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2737—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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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4]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11、15、20.

[13]（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