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衰落最近的根源是政治階級出現的激烈的向右轉。過去人們以某種諷刺語調描寫美國是一個“一黨制的國家”，這并非不確切，這個黨就是分成所謂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兩個派別的“企業黨”。

多年來關于資本主義與民主是否可以共存曾經有過嚴肅的辯論。如果我們繼續認為資本主義的民主確實存在的話，對這個問題已經做出了正確的回答：它們是強烈地不能共存的。我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民主之下，文明能夠幸存的可能性不大，資本主義民主極大地被削弱了。

每天早上，奧巴馬總統都會見見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與這位曾經的牧師談談圣奧古斯丁和他的正義戰爭理論，然后他們開始決定今天要讓誰從人間蒸發：一群也門成年男子聚集在卡車旁，我們干脆先下手弄死他們。今天美國的決策邏輯大抵如此，我們要將800年歷史的正當法律程序置于何地？

研究顯示，美國人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與他們的財富水平間呈正相關性。在美國，約70％的美國人對政策制定沒有任何影響。因為政治學研究調查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本質面目，所以近年來，美國已逐漸減少為政治學研究提供資金。

喬姆斯基認為伊朗的建議在西方產生了很好的效果，現在在全世界有許多擁護者。“對全球來說，伊朗和阿拉伯世界都不是危險，對地區和世界主要的危險是美國和以色列相勾結”。

選舉的成本飆升，使美國兩黨更深地陷入財團的錢袋里。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進一步破壞，兩黨已轉向拍賣國會的領導席位。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弗格森指出“發達國家的立法機構中間，惟一只有美國的國會黨團在立法過程的關鍵時段明碼標價。”那些資助黨的立法者得到職位，幾乎毫無疑問，即成為私人資本超乎尋常的仆人。

關于導彈危機的兩個最關鍵的問題與如何開始和如何結束有關系。它由肯尼迪針對古巴的恐怖襲擊和威脅1962年入侵開始。結果是(肯尼迪)總統拒絕蘇聯對任何有理性的人看來似乎是公正的建議，但是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損害美國有權單方面在任何地方部署部署核導彈的根本原則，指向中國或俄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在它們的邊界上部署;與此有聯系的原則是古巴沒有權利擁有用于自己防衛，反對他們看來一場迫在眉睫的美國的入侵的武器。

這種理論如今是官方反對伊朗的主要的指責。伊朗可能是一個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一次打擊的說服的力量。這種話題在導彈危機期間也是考慮的一部分。在內部的談話中，肯尼迪兄弟表示他們害怕在古巴的導彈可能成為對一次委內瑞拉的入侵的一股說服的力量，當時曾經考慮過這種情況。因此，“(入侵)豬灣是一項正確的決定”，這是肯尼迪的結論。

1962年由于赫魯曉夫決定接受肯尼迪霸權主義的要求，做到避免了戰爭。但是我們不能認為類似的準則會永遠存在。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生核戰爭幾乎是一個奇跡。比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理由聽取60年前貝特蘭•拉塞爾和阿爾伯特•埃因斯坦提出的警告：進退兩難是“未成熟的、可怕的和無法回避的”：“人類種族行將結束嗎;或是人類應當放棄戰爭?”

喬姆斯基在演講中嚴厲批評了美國的政策，稱以色列和美國是流氓國家，不遵守國際規范——就因為他們足夠強大，不在乎規范。“西方對民主的態度是這樣的：只有結果是我們想要的民主才行。”“對西方來說，最重要的是石油獨裁政權。他們的民主起義在西方的幫助下遭到鎮壓。”“美國不希望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反映公眾意見。”當被問到敘利亞的情況時，喬姆斯基說：“那里的武裝力量正在讓那個國家自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