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滲透到所有領域里面，經常起決定性作用;資本形成壟斷，進而反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常態之一。我們在當代世界的各種決定和決策中，聽到的多半是資本和市場的需求，而很少聽到普通人的聲音。因此，除了要強調對市場的監管之外，我們還要強調市場必須鑲嵌在其他社會關系網絡內部。政治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不能被替換為市場的問題。

2012年夏在烏干達馬凱雷雷大學社會研究中心，汪暉教授曾與該中心主任馬哈茂德·馬姆達尼教授就晚近非洲的政治危機、中國的責任以及如何解釋新的沖突，進行了深入討論。馬姆達尼認為，現在每個人都在說，中國正在成為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但同時大家卻又不清楚，中國意味著一種什么樣的政治秩序。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抗美援朝勝利60周年之際，汪暉教授發表長文重新思考這場戰爭。這是一篇與近年來比較流行的權威著作展開全面對話的文章。提出了新問題、新材料和新視野。全文不僅重新分析朝鮮戰爭歷史，回答諸多焦點問題，更是提出對戰爭與政治的看法：人民戰爭向國際主義戰爭的轉化及其終結。引出對于當下的焦慮：今天該如何制衡帝國主義的霸權體制？

無論是東西文明的論辯，還是科學與人文的區分，問題的中心都涉及對于公理或普遍主義與支配的判斷。在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浪潮中，章太炎斷言所謂"公理"與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殖民主義條件下產生的"文明化"過程、在現代知識及其體制下形成的對個體的操控，都是公理化的支配形式。

2013年10月16日，南京市長季建業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這里重新刊發于2005年撰寫的長篇調查報告《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和2007年撰寫的補充調查。這兩個報告中涉及的通裕紡織集團公司的改制及其嚴重問題就是在季建業擔任揚州市長和市委書記期間發生的，他也是文章中涉及但在正式發表時隱去姓名的當時的揚州市領導人之一。

我認為我們面臨著兩重挑戰，一重是專業主義，因為大學，學術機構，大部分學者將他們限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現在這種學術機構鼓勵你這么做，給你提供金錢等等，人們沒有了參與更廣的、公共問題的激情;另一重挑戰是來自大眾文化的，尤其是大眾媒體的，大眾文化和大眾媒體使人們的閱讀趣味改變的太多，因為人們對于或多或少有些難度的問題不再感興趣，對理論思考的興趣降低，但是沒有學術研究和理論思考，對這些問題保持反思是很困難的。

近日，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汪暉，在北京接受了《亞洲時報在線》記者加布里埃萊•巴塔利亞（Gabriele Battaglia）的英文專訪。期間，圍繞中國的平等觀、社會保障體系、城鎮化建設、憲政討論、公共空間、中日釣魚島問題，以及“棱鏡門”事件等一系列問題，汪暉教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盡管在整個中國社會都存在著貧富分化現象，但在民族地區，貧富問題往往與不同民族在傳統、習俗、語言及其在市場經濟中的位置有著密切的關系。西藏危機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轉變之中。如果抗議運動不能將尊嚴政治的原則擴展至捍衛包括藏族、維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在內的人的尊嚴，就會失去尊嚴政治的平等內含;如果抗議運動被族群仇恨和敵視的情緒所裹脅，也就背離了各民族平等、合作、互助、融合以形成一個公民的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原則。

當今天媒體越來越被商業和資本的邏輯、被利益集團滲透的時候，媒體的擴張并不代表公共領域的擴張，在這個意義上并不代表交流的擴張，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種反媒體。我個人覺得在這個意義上，這樣一個電影和這個討論可以視為反媒體的模式，在這個反媒體當中創造出公共性，因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有媒體性在那兒。今天是媒體被資本控制，而媒體進而控制整個政治領域，導致政治主體越來越被隱沒在這種邏輯支配下，所以最需要有一個反媒體的邏輯來發掘出這種公共可能性。這一點，我覺得擺在整個世界面前，這是一個重新發掘政治性和公共性的任務，這是我們今天的世界。

琉球問題不僅在于美軍對琉球的占領、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獨立這樣的問題，而且在于我們怎么去理解這樣一種歷史關系的轉化。這個轉化是普遍的，這是近代民族主義的框架給定的法則。琉球問題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義歷史、帝國主義知識的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在冷戰構造里面到底它的含義是什么?在后冷戰的時代，為什么亞洲地區的冷戰并未徹底終結?從琉球的角度追問也提供了理解冷戰和后冷戰格局的獨特視角。

《<吶喊>自序》是給一個小說集寫的自序，時間是1922年12月3日。從文體上看，這是一個紀實性和回憶性的散文。在他寫自序的時候，《吶喊》中的小說已經發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篇自序是要說明：魯迅是怎么寫起小說來的，這些小說是從哪里來的;自序用了一個講故事的寫法，就是講自己的事情。先從魯迅醫學之夢的破滅和文學之夢的開始，“棄醫從文”，“觀看在日本被綁中國人時旁邊中國人的看客心理”對他的觸動。第二部分交代金心異的來訪，以及《吶喊》的由來。文字所傳達的寂寞與荒涼因此是一種政治性的敘述，體現魯迅的文學由“希望文學”向“反抗絕望文學”形式的變化。

魯迅文學的誕生是發生在20世紀中國的一個獨特的事件，我們在以往的文學歷史中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學誕生過程;在此之后，我們一直處于這個事件的影響之下，但再也還沒有看到同樣深刻的文學誕生過程。

當今世界，全球政治普遍出現代表性危機，尤以政黨政治的危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領域的危機、法律的危機為典型。世界因此而進入“后政黨政治”時代，中國也不例外。

當代中國，如何在面對不同以往的、多重的“代表性斷裂”的政治危機之時，尋找到在“后政黨政治”時代進行重構20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的途徑，成為中國的未來選擇向何處去的關鍵。

因而，重新理解20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就顯得尤為必要。我們要厘清民主形式的問題，認識到西方的普選制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須以政治動力為前提。

我們必須在世紀的政治遺產中，進行積極的挖掘，必須在今天政黨國家化、資本主義金融化條件下，以理論辯論為政黨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間，重建群眾路線與社會組織的政治活力，促進政治的開放性，在社會變化的內部尋找到那些代表未來的普遍性的潛在力量。這是一個必須提出的問題，也是一個無法逃避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