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原始的英雄情結為契機，進入文藝，淺嘗之后，再從這里轉向哲學，由此形成了自己從感性到理性的前半個循環。后半個循環——從抽象回到具體，即通過學習歷史和社會科學，從那種偏離本土經驗的哲學觀念，回到中國的現實——這個過程大體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

要徹底解決生態問題，必須回到全球均衡。為此，則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本文開頭所說的美國軍事-金融資本主義的全面衰落，這包含了全球資本主義，包括其金融、經濟、社會、政治、環境和價值觀的總危機。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政府，實行一種新的全球社會主義體制，按照計劃(非市場導向)、為了使用(而不是利潤)而生產。

問題在于究竟是誰，導致了社會結構的“民粹化”，制造了一個日益龐大的底層?是哪個利益集團，造成大量弱勢群眾日益脫離社會主流生活，在體制邊緣沉淀、匯聚，并積累、激化怨恨、憤怒的情緒?我們不應過多地指責民粹主義，因為它畢竟只是一種社會癥候。重要的是尋找和消除其社會癥結，即對廣大弱勢群眾的剝奪。只有除掉這個社會根源，民粹主義才能真正被杜絕。

就日本而言，是怎樣和平地回歸亞洲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日本以其嚴重縮水的實力回歸亞洲，成為未來東亞共同體的一名和平成員，這就是日本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只有這樣，日本殘害中國的民族記憶也可能平復。解決日本問題，需要兩個前提，第一，美國完全退出東亞，退至第二島鏈;第二，中日兩國實力對比持續變化，達到一個臨界點。

我猜想，面對眼前空寂的景物，八十高齡的吳印咸心頭一定不斷掠過這樣的思緒，一定不斷回想起鼎盛時期的革命場景。靜極生動，沉寂的畫面背后潛藏著熱烈的情感和歷史，其中包含著一部激蕩的20世紀革命史。對于他來說，年輕一代攝影人的探索，有點小兒科，他早年就嘗試過，就像他自己晚年檢討的，帶有“明顯的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的傾向”，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不過是一段彎路。

整風是中國共產黨經常采用的一種自我整治、自我完善、自我凈化的方式，其他政黨很難模仿。延安整風是中共黨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整風。蘇聯所做的是組織的整肅和清洗，毛澤東則更重視思想和作風的轉變。

　　1　　1793年，乾隆皇帝80歲壽辰，英國特使馬嘎爾尼赴承德晉見，面對增開通商口岸、減低稅率、給予租界等一攬子請求，《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一概予以駁回，表達了不加掩飾的傲慢，同時也有居高臨下的體恤和憐憫。那時，正值中國王朝歷史的最后一個盛世，而英國工業革命已經啟動，18世紀末，農耕文明的晚霞暫時還能掩蔽工業文明的曙光。 　　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后，歐洲使用暴力，憑借美洲的

當下的觀眾群體，又憑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龍這種扭曲歷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實際上，這個李云龍并非源于歷史的真實，而是出自現實的投射。說到底，每個時代建構的“英雄形象”其實都是那個時代特有的“英雄觀”的產物。今天，一口糙話、一身匪氣，這才是“爺們兒”，是吃得開、混得好的標記。粗鄙化——粗野、鄙俗，是當今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

叢林環境，人自為戰，文雅、謙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無能。粗鄙的言行和儀范，暗示著在無序競爭中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這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李云龍正是這個時代推出的一個形象代言。

民意體現為輿論，輿論表達于媒體。在常規歷史時期，控制媒體，就能主導輿論，掌握話語權。話語權的角逐，是對民意、人心的爭奪，是圍繞社會秩序第一道防線的攻防戰。

更值得重視的，是就業人口中真正的絕大多數。他們被市場競爭擠壓到主流人群之外，奔波于生計，沉默在邊緣。隨著電子數碼媒介的進一步普及，“自媒體”(We Media)將真正成為群眾手中的話語武器，自主發布、自主傳播，在億萬群眾參與的互動中，揭示真相，評說功罪，由人民自己掌握話語權，最終實現“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那些試圖壟斷話語權的任何機構，無論是權力，還是資本，都將淹沒在輿論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