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漱溟與毛澤東有過一場關于中國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論。今天需要重新回顧這場辯論背后的歷史邏輯，即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政權與鄉村建設之間的復雜關系是如何在近代歷史中展開的。其中梁漱溟對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后在階級、國家、執政黨、人民與人心問題上的看法與轉變，折射出中國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今天的中國需要呼喚新的政治覺醒、文化覺醒以及新的理論創造，并以之為中國未來的道路開辟方向。

梁漱溟的文化理論是其一生實踐的指南，反過來，實踐中的問題也是其文化理論的動機。對于梁漱溟來說，只有著重文化的不同，才能建立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才有可能使中國從西方霸權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框架中解救出來，這才是其文化理論的皈依，所謂“文化保守主義”其實是以“社會”為本的“社會主義”。每當梁漱溟的政治實踐遭遇失敗，他就馬上退回去做文化理論的建設工作，——這些都是同一思想的不同展開，對此，我們需要整體性地去理解。

梁漱溟正是從這樣的中國政治的現實出發，吁求打破對西方憲政的迷信，而實實在在地探討究竟什么樣的政治形態對于當時的中國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極力主張用“團體”所形成的社會組織來代替黨派。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梁漱溟對黨派和團體的區分，對憲政與國家統一、和平關系的把握與實踐，超越了當時的憲政主義者。在他看來，所謂憲政和民主，其目的都是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建立條理和秩序，相互承認和相互制約，而不是相反。

一是討論西方的城鄉關系;一是討論中國的城鄉關系，關注的是中國城鄉關系與西方的不同是如何結構性地決定了中國的社會和國家的不同。

近年來，學界對于中國近代以來土地問題的討論、對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與西方學術界為主流的現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來中國的土地問題與城鄉關系再認識，核心是需要重新處理地權、賦稅與租佃關系的變動。其中，太平天國之后江南地區的城鄉變革與階級分化尤其關鍵，它導致國家與地主、農民之間租稅關系劇烈變動，使得城鄉分化、階級分化與鄉村治理關系的變革成為近代歷史的主旋律——這一點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來，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進入艱難的鍛造歷程，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城鄉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過程再造了中國社會20世紀以來最主要的階級關系，它成為20世紀中國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